“一些基层司法机关，对‘恶意欠薪入刑’的立法初衷和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自“恶意欠薪入刑”以来，河南法院已经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7起恶意欠薪案件作出判决，但仍有声音认为，是否支付劳动报酬本质上是民事行为，没必要上升为追究刑事责任。

    2011年5月1日起，我国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出明确规定：造成严重后果者，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形作了规定。

    “遗憾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总工会副主席陈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恶意欠薪”，“‘醉驾入刑’效果显著，可‘恶意欠薪入刑’却没有达到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效果。”

    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120人因恶意欠薪被刑事追责。

    “恶意欠薪”入刑了，怎么还是根治不了欠薪？

    “各地的情况比较相似，接到的欠薪投诉都不少，但最终走上司法程序的不多，一大原因在于很多案件难以认定。”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

    司法解释出台前，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认定中，存在较大难题。主要包括立案标准、欠薪主体如何认定等问题。

    比如欠薪多发的建筑市场，本身普遍存在工程非法转包挂靠、违规用工、农民工工资发放中间环节多等情形，使得证据搜集、欠薪主体认定等方面存在不小的难题。

    陈平代表也表示，对于很多农民工而言，搜集证据是最大的难题。今年1月出台的司法解释尽管对“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形作了规定，但支撑这一切都需要有效的证据，例如劳动合同、出勤表等，而许多农民工却很难提供出来，“这迫切需要农民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应主动有所作为。”张立勇代表坦言：“有的法官机械地理解适用平等保护原则，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不注重诉讼引导和释法明理；对缺乏举证能力的，也不去依职权调查取证。不少农民工虽然打官司胜诉了，但又遭遇执行难，使判决书成了‘法律白条’。”

    当然，法律手段只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道关口。“恶意欠薪入刑”固然需要在操作层面不断完善，但要从源头上解决恶意欠薪问题，还需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制度完善和监管不留空白。

    作为新当选的农民工代表，山东三箭置业集团油漆粉刷工陈雪萍将“解决农民工讨薪难”这一问题带到了两会上。陈雪萍代表调研发现，发生“恶意欠薪”的工地，往往都是由于出资方资金紧张，甚至压根儿就没钱盖楼，全靠打白条。因此，她建议加强对出资方出资能力的核验，“有多大的‘荷叶’，就包多大的‘粽子’，这才是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根本。”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学明则建议，可以通过建立建筑行业“欠薪停工”制度来解决欠薪问题。“应该赋予建设行政主管机关执行‘欠薪停工’制度的权力和责任。凡建筑工程项目被投诉并查实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首先依法给予经济处罚；其次列入监控对象，责令限期支付；拒不执行的责令停工，并追究法律责任。停工造成的损失，由造成欠薪的责任单位或个人承担。这样一来，可以促使有关各方主动采取措施，分清责任，避免纠纷，解决问题，防止欠薪金额越拖越大，问题越拖越复杂。”

    钱学明委员认为，近年来监管部门出台多种措施，如缴纳工资保证金、周转金等，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需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他建议督促用工单位实行“按月支付”工资，“如果能够做到‘按月支付’，不但能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还能倒逼建筑市场走向规范。而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行业，还应建立‘按周支付’制度。”（记者 余嘉熙 孙喜保 康劲 于宛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