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成都５月２４日电（记者惠小勇　高蕾　童方）刻有“成都”字样铭文的青铜矛、丝绸之路舶来品“蜻蜓眼玻璃珠”、巴蜀图语印章……去年底至今年上半年，考古工作人员在成都蒲江县和青白江区接连发现春秋至战国时期的两处大型船棺墓群，出土上千件精美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文物，这些珍贵的“成都密码”为解码古蜀文明提供了一把钥匙。

　　新出土２４０多座船棺和１３００多件珍贵器物

　　近两个足球场大的黄泥地里，是大小不一的深坑，黝黑厚重的船型棺木就位于深坑的正中。记者在位于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盐井沟的考古现场看到，６０多座古墓排列整齐，与近处一条古河道大致并行，墓内船棺大都保存完好，棺长约４米到７米。

　　这些船棺均以整段楠木制成，棺盖和棺身形制基本一样，其制法是各将一根楠木去掉三分之一，将剩余三分之二挖空中心部分，上下两部分对扣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船棺。棺身低平、中空，如船舱，一头凿出弧度，如船头。

　　据蒲江船棺葬墓群发掘工地现场领队龚扬民介绍，已出土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竹质器、草编器、印章等随葬器物３００余件。

　　根据考古记载，仅蒲江县，这个成都市属５８３平方公里的县城就已出土船棺墓葬群１０次，而此次出土的如此大规模且保存完好的墓葬群在当地尚属首次。

　　位于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的考古现场近２万平方米，已发现船棺葬１８０座，但大部分已经风化。最大的一座Ｍ１５４号墓位于考古现场中部，墓坑深２．３米，船棺长６．１米，宽１米，船棺的周围还均匀地抹着厚厚一层用于密封的青膏泥。考古人员根据棺内出土文物的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判断，墓主身份应该非常尊贵。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现场领队王天佑介绍，青白江船棺墓群年代跨度２００多年，从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出土的随葬品中有精美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上千件。

　　船棺里的成都密码

　　船棺葬是南方习水民族的一种特殊葬俗，一生懂水、用水，赖舟楫的南方人希望死后能乘着载魂之舟到达彼岸。

　　船棺主要出土于我国南方一些省份、东南亚等滨水地区。但迄今发现最早的船棺是成都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商周时期船形葬具；从船棺发现的地点、规模、规格、随葬器物等看，均以成都平原为最。

　　传说中，古蜀国开明王朝首任国王鳖灵从楚地溯游而上，带来了这种葬俗，蜀人纷纷效仿，影响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海外。

　　“船棺不是由南北渐的外来品，它源于中华文明，是还原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解码古蜀文明的钥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告诉记者。

　　丰富的随葬品提供了解码成都平原灿烂文明的依据。２０００年出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葬群曾轰动考古界。出土的大型漆器、以及编钟（磬）架子等礼器，证明墓主身份极高。专家猜测此地很可能是古蜀开明王的王族墓地。而在蒲江和青白江出土的船棺墓葬墓主身份低于商业街船棺墓主，应为开明王朝官员及贵族。

　　系列船棺墓葬群出土印证了成都建城史至少开始于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开明王朝。

　　随着开明王朝“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作为中心城市和对外交往枢纽的地理优势很快凸显出来。最近发现的两个船棺墓群中“成都矛”、“蜻蜓眼玻璃珠”，以及大量农作物种子的出土，进一步印证了开明王朝令人惊叹的对外交往和制造业、农业水平。

　　仍有众多待解之谜

　　尽管船棺考古揭示了古蜀成都的许多秘密，但仍有许多待解之谜。比如船棺中发现的“巴蜀图语”印章，尽管发现时间较早，数量较多，且印章上的符号自成体系。但学术界目前尚未确认这种印章是否是古蜀文字。

　　“我们刚刚撩起古蜀文明的面纱一角，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发现。”王毅说。

　　无论如何，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从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墓群，到蒲江战国船棺墓群，使商周时期至战国晚期的古蜀文明形成序列，为“解码”古代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活丧葬习俗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交流交融等提供了一把“钥匙”。而成都平原，无疑是古蜀文明最璀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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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