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可用微信支付及支付宝付费的美食车。

　　随着第三方支付不断加快开疆拓土的速度，针对支付机构的监管制度和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完善。

　　2017年3月，网联平台上线；4月，支付机构备付金逐步实现集中存管；5月，央行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委员会，强化监管科技（RegTech）应用实践；7月，“反洗钱”新规将实施，非银行支付机构等首次被纳入责任主体范围，大额现金交易的人民币报告标准也由20万元调整为5万元。

　　在此背景下，新规会对支付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监管未来会有哪些新动向？

　　就以上热点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中国的“试点”相当于“监管沙盒”

　　《瞭望东方周刊》：对支付行业乃至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一直存在一种声音认为，管太松容易乱、管太紧又发展不起来，这当中的平衡，你认为该如何把握？

　　黄震：当行业出现问题，监管就要纠偏。

　　2016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清晰界定了支付机构的定位，坚持小额便民、服务于电子商务的原则。

　　第三方支付其实应该做小额支付业务，而不是大额的理财通道的支付。这是一个初衷，要让它回到这个初衷上去。同时，也要考虑到生态的协调，第三方支付和银行的支付要平衡发展，都应回到初衷、回到不同模式的本意上去。

　　《瞭望东方周刊》：国外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包括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相继推出了所谓的“监管沙盒机制”，一时成为热门。你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能否也能借鉴其经验？

　　黄震：“监管沙盒”是英国人提出的，就是监管机构在可控的范围内测试金融新产品、新服务，让他们试错和纠错，达到既保护消费者、又鼓励金融创新的目的。

　　其实我们国家所谓的“试点”，在某种程度上，跟监管沙盒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比如先从第三方支付做一些试点，作为一个科技领域进入，然后逐渐规范地发展，发放牌照，纳入监管，然后再逐渐放开，这就是一个试点不断推广的过程。

　　早在2013年，我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就提出了“软法管理”、“柔性监管”等思路，只不过我们没有把它叫“监管沙盒”，实际上都大同小异。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观察到，因为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在其基础上也衍生了非常多的新型的金融服务，如何在让金融更好地服务用户的同时，降低金融混业的风险？

　　黄震：针对第三方支付而言，在其庞大的账户基础上可以提供的服务是极其广泛的，包括余额宝、微粒贷等，都是典型的互联网金融创新。这必然产生跨界和混业的趋势。

　　我认为，对于跨界混业的监管，不是继续维系分业监管，那么监管是无法覆盖新业务的，而应该采用新的技术，从机构监管转变到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从过去靠人管转变为用技术来管，通过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及时监测到及时进行预警，甚至是处置。

【纠错】

责任编辑：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