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方浜中路，城隍庙大门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铺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
然而，1937年，这里却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线——马路的一边是断壁残垣的战场，另一边是数万难民扎堆的“安全区”。在这条生死线的两端，曾经发生了什么？在难民区里，又有多少苦痛，多少慈悲，多少坚忍，以及多少不应忘却的往事？
父亲曾与“大胡子神父”并肩战斗
口述/刘复田（80岁）
邵剑平/摄
对于80岁的刘复田老人来说，他幼年时光的斑驳记忆，几乎都与南市难民区有关。
去刘复田家中拜访，他反复拜托记者：“一定要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不能忘啊。”
家被炸掉了
只剩一堵墙
我的祖父、父亲和我都出生在上海南市区（曾为上海市辖区，包括上海老城厢的全部及现在的陆家浜地区、浦东上南地区等）的小东门。祖父从事皮货业，在小东门东街开了一家小店，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父亲刘槑一出生于1905年，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前，他与人合伙开了一个酱园，当账房先生以补贴家用。
当时，我父亲还是南市区救火会的义务救火员。他为人正直，在南市区有一定的声望，邻里间有什么纠纷都会找我父亲调解。后来，赵朴初先生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秘书长，还特意聘任我父亲做理事。父亲比赵朴初先生小两岁，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在我出生不到3年，即1937年，日军的炮火将我们的家夷为平地。我七八岁的时候还去那里看过，门房都被炸掉了，只剩一堵墙，到处都是瓦砾。
没办法，我们就搬到了当时法租界的瑞金路（以前叫金神父路）步高里。当然，要住在法租界并不容易，我们是经父亲朋友的介绍才寄居在那里的。也是在那里，父亲认识了金神父，他和饶神父一样，是法国神父，也发动救济难民。父亲也一直致力于救世救民，便跟着金神父一起建立难民救济所。
后来因为父亲属于佛教系统，与赵朴初先生商量后就回到了南市。回到南市后，我们住进了青莲庵。青莲庵分上下两层，我们住在楼上，下面住着难民。我们有时候也下去看望他们。虽然我们也不富裕，但只要有一点吃的，就会拿给楼下的小朋友吃，因为在难民区生存下来十分不容易。
住到这里以后，我父亲就跟饶神父一起工作了。这件事在《上海时人志》中也有记载：“刘槑一……参加饶神父筹划成立难民区工作，并兼上海难民救济会总务职……”
我父亲有三个妹妹，我二姑妈和小姑妈与我父亲一起参加了难民区的工作。
几万难民
吃是最大难题
我曾见到过饶神父，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大胡子神父”。我经常听父亲谈到他，当时就感觉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难民区与法租界的大门平时是开着的，可以自由进出。日本人不能进入难民区骚扰、加害难民，破坏难民生活。难民可以出去买些东西，日用品之类的，也可以去租界劳动，挣些钱。
饶神父还在难民区组织生产。我记得，有一次饶神父不知从哪里拿回来了很多鹅毛，我们小孩子就把鹅毛上的绒撕下来整理好，然后卖出去，再把这些微薄的收入捐给难民。
我父亲赞叹，“外国人为救济难民而奔波，我们中国人难道不能做些事情吗？”
他确实也在身体力行，和饶神父一起办了很多义务小学，就设在庙里，放些破桌子、破椅子，老师也不固定，谁来谁就讲一讲，难民的孩子就跟着学学。
我姐姐比我大6岁，还给小难民们讲过课。当时也没条件办正规的学校，难民们能生存下来，能给孩子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二姑妈在难民区里做一些服务工作，我小姑妈是护士，在难民区的卫生所里为人包扎、打针。
我所住的难民区就有几万难民，吃饭肯定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买不到米，我的叔父就和几个朋友乘电车到现在的闵行区买米。买了米后，就把米包好裹在棉袄里。进铁门时日本兵要搜查，看到我叔父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就用刺刀刺过去，米撒了出来。
叔父就被带到一个堡垒一样的地方关了起来。这堡垒是法国人留下来的。父亲知道叔父被关起来后，托了很多关系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我们当时吃的米里有很多石子。我们还把面粉加工成面条，晾在竹竿上。时间长了面条发霉了，我们仍旧把它吃了。
我经常见到日本人对难民营实施戒严，一戒严就将铁门关死，城里城外不能通行。铁门有时候关闭不止两三个小时，可能会达两三天之久，这样城内外没法交流，什么吃的都没有。
难民区被铁丝网包围，难民们进出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资料照片
当时法租界的中国人买了很多大饼，从法租界靠人民路一侧的窗口把大饼往下扔。有些饼上沾了大便，人们也照样吃。
还有的扔衣服下来，不管是衬衫、棉袄还是短裤，通通扔下来给难民。有的人家前门开在法租界，后门开在南市，人们就从这里进出，但得偷偷的，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到了冬天，不少人被冻死了，那时候冻死、饿死的人太多，我们都司空见惯，也不感到害怕，直接把尸体送到同仁普育堂收容所。
日本人骑着摩托车
朝我们撞过来
小时候，我非常害怕日本人，也痛恨他们，有好几次我都差点因为日本人没了命。
有一次，我和奶奶、哥哥到浙江路走亲戚，回来后难民区的铁门锁住了，不让进。城外有很多人，城内也有很多人，想出来的出不来，想进去的进不去。我奶奶听人说新北门还开着，就带着我们哥俩往那里跑。在人民路那里，日本人骑着三轮摩托车朝我们撞过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幸免于难。
我们时常活在恐惧之中。我小时候就在青莲庵附近上学，回家的时候经常戒严。在经过日本人的时候必须向他们鞠躬，否则就要挨踢。有一次日本人突然戒严，我就待在青莲庵边上叔父开的杂货店里。
杂货店在戒严后也要关门，叔父把门板上起来，只留了一个小孔。当时是夏天，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正对面是一个老虎灶，因为戒严后不能在路上走动，因此路上的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在老虎灶边上等。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看街上没人，就想问我叔父买包烟。我叔父向他示意那边有日本人，但他没有看懂，就跑了过来。他还没有站稳，日本人就朝他打枪。所幸子弹打在了墙上，没有伤到他。但在当时，即使日本兵打死了人，也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这个人当时吓坏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赶紧跑了。
1940年，饶神父去了武汉、南京，后来回国，我父亲与他的联系就少了、中断了。但是饶神父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精神超越了地域和国界，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