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和日本人抢水喝
口述/余阿姣（100岁）
邵剑平/摄
从豫园管理处往弄堂里走100来米，就是安仁街，这里曾是南市难民区的一部分。2米多宽的小马路两边，都是百多年的老房子，木质的阁楼，七八户人家合用的卫生间，是老上海生活的活化石。
100岁的余阿姣就生活在这里。路过的老人小孩都会叫她一声“阿婆”。老人思维依然清晰，叫得出弄堂里每个熟人的名字。“1937年，我就住在这里，知道有个神父，人很好。”
整条街都成了施工现场
1915年农历十一月初九，我出生，今年有100岁了。我出生在安仁街81号，3岁的时候搬到了安仁街161号，算起来，我在安仁街几乎快居住了一个世纪。
我小时候，家里是做生意的，爸爸在山东南路问别人借了一间房子，开一家卖筷子的店。当时爸爸是店里、家里两头跑，店里要顾，家里也要顾。有时我也会去店里帮忙，跟着爸爸一起两头跑。
那时候，安仁街非常安静，邻里之间也都互相照顾。然而，到了1937年，日本人来了，直接把我家住的地方封锁起来了。后来，日本人把我家这边的房子炸了，又重新改造。他们把很多两层的楼房加盖一层，整条街都像施工现场，根本没有路可走。日本人还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拿枪把守，一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打。
整个安仁街都被封锁了。
1937年11月南市难民区成立，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被日本兵封锁。
我们这个难民区第二区，根本没有自来水，只有几口井，所有人都只能靠井水过活。日本人也需要用水，他们也来提井水，我们哪敢和日本人抢水喝？所以有的时候就好几天都喝不上水。
难民区里也没有饭吃，街口有扇门能通往十六铺，我就穿小路逃出去，买一点鱼、买一点米。有一次回来时铁门被日本人锁掉了，我回不去，只能住到我叔叔家里，我叔叔住在新城隍庙（现今的连云路延安东路金陵西路之间的48路公交终点站附近）。我在他家住了两夜，终于又等到了铁门打开，才回到难民区里。
按照当时难民区的情形发展下去，很多人是会饿死的，但有个好心的法国神父，一直在接济难民，定期送些吃的过来，很多人才维持着活下来。
当时的生活非常苦，实在无奈，我就和爸爸逃到了宁波乡下。但是妈妈因为行动不方便没逃掉，还住在那里。我们逃到了宁波后，在那边借了房子住下来。
夜里不敢开灯
虽然名义上是“安全区”，但难民区里的日本兵也经常胡作非为。
那时，妈妈在家非常害怕，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经常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掉。我妈妈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夜里不敢开灯，只能偷偷用油灯。吃的喝的都靠饶神父的救济过活，很不容易。
之后的几年时间，我都在宁波生活，根本没有家里其他人的消息，但难民区的生活，我却一直不能忘记。
那么苦，中国人都坚持着；那么难，还有善良的人帮助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