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话英国普通民众 面对脱欧公投他们焦虑什么
6月23日对英国民众来说,是个沉重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英国将就“留欧”还是“脱欧”进行公民投票。每个英国公民的肩头都必须去承载这副重重的担子。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很多英国公民都有这个感觉”,“对于刚刚爬上18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决定。”……本报记者昨日越洋对话了四位英国普通民众,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为此忧心忡忡,甚至有人想放弃这次投票。
但是,政治领袖们还是把原本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压给了老百姓。英国民众究竟是如何看待这即将到来,并将影响他们未来的重要投票呢?
25岁的小学老师瑞秋:
改变,对于英国来说会是一件好事
从小在苏格兰西约克县长大,25岁的瑞秋毕业后选择了在当地的一所小学任教。为能体验不同的文化,大学期间曾来过中国,在环球雅思当过外教老师。她热爱旅游,还喜欢挑战一切冒险的运动,几乎每周都会去赛马场赛马,甚至她还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小骏马。
因此,对于喜欢改变、热爱冒险的她来说,“英国选择公投是一个很好的改变机会。尽管我很担心,也很不确定,这次公投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我很确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须做出的、前所未有的重要决定。”
然而,作为一名老师,她也理性地考虑到了年轻一代的想法,“公投,意味着每个年满18岁的英国公民必须要做出的一个决定。然而,对于那些刚满18岁或者18岁以上的年轻人来说,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更艰难,因为他们了解的还很少。”
瑞秋说,现在公投已经成为了英国最热的话题,几乎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每个人都表达着自己的观点。瑞秋和她的家人朋友也经常在饭桌上争论起这个话题。她说,“很多年轻人希望留在欧盟,但是那些较为年长的人,却怀念那些没有加入欧盟的日子,想要脱离欧盟。”
尽管瑞秋的想法一直在左右摇摆,但是期待改变的她,还是选择了脱离欧盟。她说,改变对于英国来说,会是一件好事。
35岁的广告公司职员格雷格·霍尔:
这个选择非常困难,还没想好要不要投票
格雷格·霍尔任职于伦敦一家大型广告公司。他今年才35岁。对于已经处于中产阶级生活的他来说,突然发现,投票选择“脱欧”还是“留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他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的想法每天在变,因为需要考虑的实在太多,但就今天而言,我选择留在欧盟。”格雷格觉得,现在公投,对于英国大多数民众来说,还为时过早。
他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最先要做的不是公投,而是应该首先探讨英国和欧洲的关系。
“否则,在大家只知道一两个简单事实的情况下,这个公投结果是不客观的。”
格雷格觉得这个公投更像是一种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政治策略。“无论是在国家大选,还是在各地选举,政治家们正选择用英国脱欧公投这件大事,来转移民众对英国其他问题的注意力,并获得支持。”
格雷格非常热爱参与公众事务。然而这次他却说,还没想好是否去参加投票。“我觉得我对于这件事了解得还不够多,我想要等我完全了解这件事后,再做出我的决定”。
同时,他也说道,他的朋友们对于公投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现在几乎是赞同和反对持平的状态。“一方面,各种新闻报道的内容,确实影响了他们很多;另一方面,他们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状态,也很大程度左右了他们的决定。”
35岁的普通安保人员伊·苏斯:
不知道公投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35岁的伊·苏斯在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安保办公室工作。他是一名普通的安保人员,在他看来,这次公投能让民众更积极地参与到对国家事务的讨论,同时也让他们有权利去表达个人的看法。
同时,他认为公投是英国政府倾听民声的表现,说明很多重要的决定,并不仅仅由最高层来决断的。
然而,伊·苏斯也表达了他的担心。他说,“谁也不知道,这次公投的结果,会给英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会对大家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他还是坚定地选择留在欧洲。他告诉记者,虽然他的朋友与家人多数和他观点一样,支持留在欧盟,但也有少数朋友选择脱离欧盟。他们的理由是,不满英国每周需要支付欧盟大约3亿英镑,用以支持其他欧盟国家。
50岁的经济学者凯特·柯克:
英国的商业已经开始遭受影响
凯特·柯克是著名学术杂志《剑桥现象》的作者。作为一名在经济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对此次英国“脱欧”公投,她昨天才透露接受留在欧盟的决定。
在一开始的采访里,凯特并不愿意清晰地向记者透露她的选择,或许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选择、又非常重要的决定。
不过后来的采访中,她终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留欧”。
她知道,很多人并不那么想。“有的人非常执着地要求‘脱欧’,有的人则想在最后时刻再做决定。” 凯特·柯克说,其实据她观察,虽然还没有开始公投,但英国的商业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不少商人都持观望态度。
凯特·柯克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支持“留欧”的英国人,她更愿意看到英国在欧盟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并且也从欧洲大陆上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益。“此前数月里,我看到身边也有很多人都希望留在欧盟。”本报通讯员 王雨薇 本报记者 韩兢 陈伟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