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12日电（记者　樊曦、吴晓颖）“我们现在去了解古代经济社会状况、人们的生活状态靠什么，除了古人编撰的历史外，更多靠的是传承下来的文学、艺术作品。试想一下，几百年后，我们能为后人的博物馆里放些什么？难道只有情战、官战、商战的小说吗？”

    作为一位著名作家，阿来赋予作品一层异域魔幻色彩。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在谈起现代的文学状态时，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忧伤。

    阿来说，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分了两个路径，就是把文化事业和产业分开。改革后，文化产业方面的确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但是不少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放弃了许多文化产品应坚持的东西。

    “这个过程中我是得利的，但不能凭个人的小利益来判断大的文化环境的好坏。”他说。

    在阿来看来，判断文化产品的好坏，不能只有商业判断，更应该有审美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文化产品应该对公众有引领作用，而不是完全被市场需求牵着走，否则，这样的产品对塑造中国人的品格，对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建设能有什么意义？”说这话时，阿来的语调仍然温和平静，但却掩饰不住心里的忧虑。

    作为一名藏族作家，５４岁的阿来出版过《尘埃落定》等令人耳熟能详的作品。人们对他文学作品的评价，多是“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

    ２０００年，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文学造诣上登上一座高峰的同时，阿来在文学的商业运作上也取得成功。

    “你现在去书店里看看，最畅销的书是什么？无非是描写情战、官战、商战的书，讲的都是如何勾心斗角，宣扬的是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为了赚钱，一味迎合而不是引导社会趣味。”谈到此，阿来不无忧虑。

    其实，阿来的反思也是现在很多学者所担心的，因为文化本身不仅是文化问题，还关系到社会道德问题。

    “文化其实是全民的事情。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军事安全，还有一个文化安全。虽然历经几千年风雨，中国之所以还是中国，存在的根基就是文化。”

    作为全民中的一员，阿来也在反思自己。“我们文化人，也要经常提醒自己，自己就是文化的生产者提供者，要有自律。”他觉得，国家应该有一种文化大战略，把好文化品质的关，艺术品质的关，也要把好对历史、对现实负责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