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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条子生”
2017-06-23 08:23:24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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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再见,“条子生”

  “没有过渡期,不留任何空间,没有任何侥幸和可能!”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校长邓智刚清晰记得,去年那场新闻发布会上,市领导硬邦邦一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地上。

  2016年2月28日,长沙市年度招生入学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邓智刚印象深刻,是因为这场发布会与往年例行的大不一样——

  会议地点从市教育局搬到了市人民会堂;发布会主持人从教育局处室负责人变成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副市长出席讲话;除了往年参会的区县教育局和各学校,市公安局、人社局、房产局、拆迁办全来了。

  长沙市《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办法》在这一天同时发布。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下发的《意见》,是全国首个规范招生入学的地市级文件。

  《意见》《实施办法》等一整套政策体系,被各大媒体解读为“史上最严招生令”,在报纸网络、大街小巷迅速传开。

  “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年。”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说。

  酝酿:42份修改稿,一字之差就是千差万别

  周小青的办公室里,存着一摞摞招生文件起草底稿。作为长沙市教育局基教处副处长,他是“最严招生令”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经过了一百余次的调研会、讨论会,这份文件一共修改了42稿。周小青的电脑里,每一次改动都有清晰的留档。

  有时,后一稿和前一稿之间,改动只有一两个字,背后所牵连的含义却千差万别。用他的话说,是“字字斟酌,句句推敲,不敢有一字怠慢。”

  这座城市有87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每一句政策背后都是他们的受教育权,而对数十万个家庭来说,这几乎就是“头等大事”。

  “头等大事”里,最核心的是公办不择校、相对就近入学、免试入学,在反复修改多次的文件里,这是一以贯之的坚持。

  讨论较多的,是以户籍和家庭住房情况为依据的生源排序原则。有户有房排第一,无户无房排最末,中间地带却有了争议——在政策导向上,究竟是户口管用,还是房子管用?

  最初,文件起草小组把有房无户排在了第二位。讨论中有人质疑:“那些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却买不起房的‘老长沙们’,该怎么办?他们不应该排在外来投资买房者之前吗?”

  那么,是不是该把有户无房排在第二位?却又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户无房,也可能是刚把户口迁来长沙、还没来得及买房的人。与这样刚落脚的群体相比,已经在长沙置业安家的人,很有可能对城市的贡献更大。”

  分歧由此产生。周小青说,文件起草团队“左表述右表述,都觉得不够准确。”历时许久,大伙儿终于讨论出一个排序原则:

  将有户无房分为I类、II类。I类,主要是指适龄儿童(少年)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一直属于长沙城区,或因组织或人事部门批准工作调动、部队转业、人才引进等原因户籍迁入长沙,在长沙工作但无房产;II类指适龄儿童(少年)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迁入长沙城区,就业但无房产。

  简而言之,通常意义上买不起房的“老长沙”,排在有房无户之前;刚迁入户口、尚未买房的“新长沙”,排在有房无户之后。

  生源排序映射着政策导向——既要保障贫困的“原住民”基本权益,又须尊重外来置业者对城市的贡献。在看似切分、又似折衷的排序原则背后,是对不同群体的兼顾与关照。

  “不能以权、钱、分择校,更不能以房择校。”作为文件起草团队的牵头人,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局长缪雅琴说,因为对热炒学区房保持着警惕,政策设计者们尽可能考虑了所有“钻空子”的情况并给予封堵——

  一套学区房转手炒几次?“二手房业主(含继承、赠与的业主)子女入学,自前业主享受学区指标之日起满6年后方能再次享受入学指标”;

  几个人合买了一套学区房?“持共有房屋产权证的业主,一个业主子女享受入学指标后,另一个业主子女须满6年后才能再次享受该套房的入学指标”……

  在周小青看来,为了实现公平,政策设计“有时不得不站在人心最坏的角度”。

  另一方面,灵活度和人性化也应体现。例如,在最初的设计稿中,入学年龄满六周岁的截止日期是8月31日。文件起草团队讨论:尽管中心城区学位紧张,但农村不少地方有学位富余,政策是否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最后的定稿中,入学年龄截止日期前,加上了“原则上”3个字,并补充了一句“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当地学位情况适当延迟。”

  “不仅要有改革的力度,还要有温度。”卢鸿鸣介绍,在微机派位中,长沙特意为双胞胎、多胞胎设计了捆绑派位政策。2016年,有166对双胞胎、3对三胞胎参与并被捆绑派到一所学校。

  新闻发布会前一晚,历经42稿的“最严招生令”终于交付印厂。傍晚,周小青再次仔细检查近5000字的定稿,突然发现一处错误:在随迁子女入学要求材料里,养老保险证明的“保险”二字掉了,“保险证成了养老证,这可是大失误!来回看了这么多遍,也不知是哪遍看花了眼。”周小青随即打电话到文件处,又辗转联系印厂,在发布会前几个小时,重新印刷。

  面对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薄薄几张纸,整个团队仍担心百密一疏,最终决定发布会只发纸质版,不发电子版,“万一有什么问题,发出去多少份,还可回收。”

  那个夜晚,忙完筹备工作,许多人久未入眠。

  观望:“顶层设计”真的能管用吗?

  2015年底,长沙市委提出建设“四更”长沙,其中就有“民生更爽”。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议题之一,成为市委市政府的关注重点。

  由此,全国首份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下发的中小学招生政策改革文件诞生。

  在卢鸿鸣看来,这意味着招生改革有了“顶层设计”,对教育公平与资源均衡的追求,不仅是教育部门的坚持,更是市委市政府的意志与决心。

  说得更明白些,被列为市里“一把手工程”的改革方案,让教育部门不用“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上下凝成一条心。

  尽管如此,不少人仍心存疑虑。

  在提前一年多开始的前期调研中,卢鸿鸣带队走访了所有城区。在某区,有人问道:“市委市政府发话了,可我们区是省里主要部门所在地,省里的单位来了‘条子’,我们接不接?怎么顶住?”

  一场场调研、吹风会上,类似的问题不断以直接或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在私下交流时,更有犹疑:“往年喊得‘震天响’还是小动作不断,有用吗?”“政策倒好,到底能不能干成?”“看看最后怎么收场吧!”“我们也很被动啊。不能择优了,品牌学校会不会滑坡?”

  与自上而下的坚决亮剑形成对比的,是自下而上的观望与犹疑。

  切实的困难的确存在。博才小学校长龙胜就深切体会到了阵痛。这所湖南省内赫赫有名的寄宿制学校,历年来面向全市招生。在“最严招生令”实施的几个月前,龙胜接到通知,从下一个学年开始,博才小学要变成服务周边、招走读生的学校。

  “第一反应是懵的。我们的寄宿生已经爆棚了,哪还有别的学位招走读生?”龙胜的脑子里,两个问题不断闪现:去哪找教室?校园管理怎么调整?

  可上级部门态度坚决:改革进度必须跟上。

  龙胜带着校领导班子,把几乎所有功能房、教师午休房都腾出来,迅速改建教室;管理会一场接一场,研究出了“所有班子成员站在校门口‘看大门儿’保安全”的“笨招数”;招生季,全天不停接电话向有寄宿需求的家长解释安抚;还要打消在校生家长的质疑:“一年级的孩子走读,校门就要天天开,那我家的寄宿生安全吗?”

  学校几乎是攻城拔寨一般解决了一个个问题。尽管如此,龙胜心里还是在打鼓:究竟能办到吗?

  同样心里打鼓的,还有“名牌初中”的校长邓智刚——没了招生权,只有“接生权”,择优变接收,生源质量翻天覆地变化。老师们适不适应?教学效果会不会滑坡?“牌子”还保得住吗?

  “会有一个困难时期要渡过。心里肯定会有抵触和落差,对优质学校来说是被动接受,心里半情愿半不情愿吧。”另一位校长坦言。

  “这些压力,都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也都在我们意料之中。”让卢鸿鸣稍有意外的,却是一封来自家长的信——

  “为了让孩子考一个优质初中,我们从一年级就开始学奥数。现在,变成了‘靠运气’的派位制,对我的孩子公平吗?我们六年的辛苦是不是白费了?”这封信最后,家长甚至写道:“如果你们真能做到一视同仁,我也就认了。但凡我发现有一个‘关系户’,我就要磕到底。”

  不同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暗流涌动中,负责政策公开宣传与解读的宣统处副处长黄军山,心里也有些忐忑。他决定向局长要一颗定心丸:“真的搞得成吗?咱们话该说到什么份上?”

  “当然要搞成!这回,不是切一刀,是一刀切。”卢鸿鸣答得干脆。于是,各项宣传、解读迅速铺开,逐渐深入人心。

  多数时候,没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改革。所有走向公平的路,都需要一个起点。

  历经多年酝酿与储备,长沙站在了这个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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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陈俊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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