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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
2018-09-12 07:38:0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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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丽江石鼓的长江第一湾,长江自此由向南改向东北,流入中原。视觉中国供图

  因向家坝水电站的建设,整个绥江县城就地后靠。视觉中国供图

  湖南夜市中的人。视觉中国供图

  搬迁前的三峡移民。视觉中国供图

  重庆的长江边上,人们在薄雾中钓鱼。视觉中国供图

  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封闭改造。视觉中国供图

  热浆糊般的夏天,江边多了好些胳膊和腿。小孩在“那条很长的河”里凫水,老大爷在岸边喊上几嗓,拴着拖鞋扎了一个猛子。

  入夜,江水是消夏宝地,有吃火锅的,有打麻将的,藤条椅索性支在水中,坐在上面的人亮着白花花的肚皮,腿泡在江里。

  子时,人群渐去,城市安静下来,只有江水发出声响。它自西向东,在中国版图上横贯出一条轴线,出世界屋脊,跨峻岭险滩,细密支流连湖入川。再从轴线向两侧晕染,让6亿人生活在水边。

  6亿人与长江共生。在上游丽江,东巴文化相信水是“自然神的鲜血”。纳西少年在成人礼上要围一条红色腰带,上面绣着的图案寓意“头枕玉龙雪山,腰系金沙江水”。

  当长江流至赤水河,水更贵了。这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修建大坝的自由支流,中国能叫得上名字的顶级白酒,多产于此。酒企养活沿岸人,女工只用7秒就能拴好茅台标志性的红丝带。

  至三峡,人与水要想个法子相处。每100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位三峡移民。重庆云阳人外迁到上海崇明岛,有人带走老家的黄土,有人带来故乡的黄桷树苗。一位移民去世时把车票传给子女,告诉他们自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长江与人自远古相伴,北方居民即便不饮长江水、不食长江鱼,也在大气复杂的运动后,受益于长江气候。对于很多中国人,这条大江不是生母,就是乳娘。

  1

  纳西人杨树高的家在“长江第一湾”靠上100里,一张口全都是水的故事。

  “长江本是自北向南流,到这里突然来了个急转弯,改向东北,奔入中原。”杨树高内穿麻衣,外披羊皮坎肩,面色黝黑,就像古老壁毯上的人形,与背景区分不开。

  他手指的方向,连绵的青山像地球的静脉曲张,河水在山间填充。因为这个弯,长江成为一条中国内河,不至于流向境外。

  幼时,爷爷抱着杨树高念东巴经,每个纳西小孩都得到同样的教诲:“不要往河里吐唾沫,否则会变成猪。”洗衣服也要把河水舀出来,污水不能流进河里。

  他们有70多种仪式,祭天、祭自然,认为人和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相信灵魂不死。

  “纳西文化是人类的童年,但长江上游的文化常常被忽略。”杨树高研究纳西文化多年,信仰东巴教,但他的女儿已经不信了。

  下游的经济繁荣抢走了许多注意力,杨树高感觉到文化上的不平等,“其实下游总是对上游充满想象。”

  将近400年前,江苏江阴人徐霞客万里遐征,为期四年询江问源,厘清了金沙江、岷江、大渡河三者水系脉络。在游记中写下“宫室之丽,拟于王者”,是对少有外人涉足的丽江古城的第一声赞美。

  在“长江第一湾”滚滚东流水旁,徐霞客的雕像北望昆仑江源。这是去年江阴市徐氏宗亲捐资,在丽江设立的。

  河道像弹簧,收紧两端。湄潭县藏在贵州遵义的一片茶园里。抗战时期,浙大顺流西迁,一批知识精英在这里汇集。竺可桢一边放羊、一边教书,老百姓贡献出自家煤油灯。

  河水还往内陆运去同济师生和故宫的宝贝。在四川宜宾东郊,一个叫李庄的古镇保留着“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文。硝烟驱赶之下,与民众流亡同步的是“文化迁川”运动。那是李庄人口与智力密度的高峰。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据说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当时接收国际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送达。

  这段历史隐秘在战争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事人却记得往昔情谊。如今,李庄古镇的开发和保护由同济大学免费规划和指导;李庄中学每年都会迎来同济大学的研究生支教团;李庄还在2016年建成同济医院,医疗资源部分共享;去年是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远在2000公里外的李庄举行了一场110人参加的马拉松,活动的名字叫“溯源李庄,同跑初心”。

  当时,李庄地处长江上游,同济来自下游,从下游到上游的外来人有了“下江人”的统称。

  2

  住在上游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也会成为“下江人”。

  过了朝天门,重庆的江景繁华衰减,静谧浮出水面。水边的石子被冲得泛出灰色,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花边。老房子旧家,已经淹没在“花边”底下。

  千禧年,第一批三峡移民落户上海,徐继波第一个下了船,落脚在崇明的土地。他抱着家乡树苗的照片被放大、再放大,挂在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的墙上。

  他先被安置在侯家镇横河村,后合并到陈桥镇鳌山村。2004年6月,因土地征用,他们一家从农民变成了市民,分了两套拆迁房。

  因为手里的房子,三峡移民看见他就说他“发了”。起初,他还做农民,后来进了机械加工厂,厂子是夕阳产业,倒闭了,他又成了保洁公司清扫组的一名组长,用浓重的重庆普通话劝阻人不要乱扔烟头。他还当上了区政协委员,自称是唯一一个“骑电瓶车去开政协会议的委员”。

  当年75岁的父亲没有随他一起搬走,几年后,想儿子的老父亲在电话里哭了,“我老了。”父亲说,“我只能是一个农民。”

  三峡移民纪念馆的墙上还有更多照片,哭泣的、沉思的、迎来新生命的……这个以江边岩石为造型的纪念馆位于重庆万州,三峡工程120多万移民中,万州的移民超过26万人。

  在万州,有不少以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命名的街道,比如上海大道、厦门大道,因水淹而重建的新城得到过东部发达地方的援建资金。

  纪念馆里有个展区张贴着此地的移民史。春秋时期,巴族廪君部率五姓西迁,从湖北宜都县到重庆涪陵。巴人入川后,继续沿长江向西迁徙,到达今重庆后,又沿嘉陵江向川东腹地挺进,是三峡地区见于记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事件。

  到了元明清,四川、湖北久经战乱,人口耗损、田亩荒芜,明代和清代发起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三峡地区停留了大量人口。他们的后代渐渐习惯向水讨生活,如今永远上了岸。

  3

  呀莫嗨么!喔——嗬!

  天之下,地之上

  一条大河在流淌

  天之下,地之上

  一根绳索绊大江

  天之下,地之上

  一群纤夫在歌唱

  晨雾像一根烟柱似的在江上移动着,碰到青山,便顺势铺展开去,一头钻进峡谷。86岁的老船长易德华在清晨唱起“金江号子”,他身后是云南北大门昭通和向家坝水电站,长江从这里流向四川。

  易德华不再挺直的肩背上留有纤绳的痕迹。别说是人,就算是江边的岩石,也留下过磨痕。“弄船人苦中苦,天晴下雨都在河坝头。”他说。

  金江号子是拉纤时用来打气的口号,现在被改编成歌唱新时代的调子。拢船人、弄船人、船老大、舵爷、茶官头这些旧日称谓也都换作船长、大副、轮机长……

  以前,除了这些江边“走水人”,渔民每天的生计也都在水里、在网上。水边生活,一网下去,一排两百个网眼,在水下绵延10米,像一堵城墙。拉上来时,网格上粘着白白灰灰的小鱼,如同晾晒的素色床单。

  蓄水之后,洄游鱼类少了。下河捉鱼的营生也作了古。在昭通绥江,新县城划为A、B、C三个区,老邻居碰了面,先说自己住在哪个区。2012年,建设向家坝水电站时,6万居民就地后靠。

  搬迁启动仪式那天,火红色的标语引人注目,右边是“高效率快节奏大搬迁大发展”,左边是“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搬新家”。

  一座新城就像当地的苦竹,几乎一夜之间蹿出石缝。建设时,流动人口激增,施工的、进料的、做生意的。据说宜宾一个小姑娘跑到绥江C区工地上卖矿泉水,一个夏天赚了8万多元。

  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说,本县没有金库,要从外县调款,平时一个月一次,也就2000多万元。新城的战役一打响,急需大量现钞,每周就要调一次,一次拉一个亿过来。在大山里押运现钞,让人提心吊胆。

  绥江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搬迁。许多基础设施还没建好,但人们已经搬进了楼里。有户移民要把一套家具搬到19楼,当时电梯还没开通,搬家公司要价3万元,足够买一套新的。

  一个叫柯昌富的老人,用四个车轮上的轴承做了一个手推平板车,把家里的东西打成一个个小包,背出院坝,再用小推车一包包推到新城。搬运床铺和橱柜时,全部拆成一块块木板,编上号,运到新家再逐个拼接起来。他往返一趟五六公里,风雨无阻,用了一个多月搬进新家。祖坟和古树都跟着搬迁了。

  向家坝水电站下闸蓄水的第5天,江水上涨,有500多年历史的绥江老城缓缓沉入江底。上午10点,整个老县城已经淹没了五分之四,江面上除了一些被砍断的树枝外,几乎找不到一点老城的轮廓。

  那几日,有个老大娘天天守在江边,看着江水的水位一天天增长,慢慢淹没自己曾经的家。

  自从搬进新城,老人走失的事经常发生。街道还没来得及命名,楼房还是施工时的栋号。就算是年轻人,也有摸错家门或是找不到家的。

  一些农民搬迁到县城后,总是在傍晚五六点钟去买菜,能便宜几毛钱。他们在规划的绿化带上强行开出小条菜地,在水位回落时,抢着在岸边种上粮食。祖辈栖居的江边,在政策上已不属于他们,但血液里的水分无法沥干。

  举行拆除仪式的前一天傍晚,成千上万只金沙雀在县政府楼前的屋顶上、电线杆上,黑压压地叫。有人本想给老城留下些照片,却被飞旋的鸟包围起来。

  第二天再去,一只鸟也不见了。在适应大自然、感知大自然方面,动物比人要灵敏得多。

  4

  过了三峡,舟至长江中游,河道迂回曲折,江面宽展,滋养江汉平原。河边有种潮乎乎的气味,大鱼捕捉小鱼,打得水面噼啪响。

  湘江、资水、沅江、澧水,从东到西依次分布,在沿途接纳大小溪流之后,全部汇入洞庭湖。老话说,两湖熟天下足。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家乡的小吃天下无双,有些人即便出去闯荡了一圈,见了些世面,也咬死不肯松口。

  重庆是码头文化,火锅就是码头菜,没时间做精致的,干脆一锅煮。喝了几杯山城啤酒,上头上脸,胡乱朝着江边伸手一指:“重庆,你随便耍,哥子给你扎起!”

  还有西南地区的烤鱼,沿着鱼腹正中一剖为二,用筷子或者篾条撑开,取盐和辣椒粉腌制一下,就可以坐等夜色降临了。脚下泡着江水,眼前是家乡的一缕热气。

  到了湖南,火锅是不大吃的,街上湘菜很多,川菜馆子少,北方菜更少。

  “在湖南,吃辣有鄙视链,越是山区越能吃辣。”一位当地人说。将生辣椒置于炭火或煤火上烤熟,撕去焦皮后,用麻油酱油调味,或是将生辣椒切条,用油煎熟,以盐和豆豉调味。总之,餐桌上少不了辣椒。

  在城市深处,通宵营业的小馆子,老板面冷心热,烧得一手好菜。除了传统的口味虾,还有价格不便宜的口味蛇,又香又辣,味入肌理。

  吃夜宵多是复数,三朋五友,吃完一顿辣,摇摇晃晃回家。“湖南人爱交朋友。做互联网社交的很多人是湖南人。”当地高新区的一位管理者说。

  “微信之父”张小龙、快手创始人宿华、陌陌创始人唐岩、映客创始人奉佑生、世纪佳缘龚海燕、58同城姚劲波都是湖南人。前两年,湖南当地趁着机缘,开始筹划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专门把开会时间定在清明节,趁大佬回乡探亲时举办。

  不过,一本诗集很难被屏幕取代。岳麓书社摆着一块上了年岁的木桌,古籍室里陈放着3万余册品相上乘的明清刻本和民国印刷本。老楼歪歪扭扭地立在闹市,灰墙木窗外,据说是橘子洲烟花的最佳观赏点。

  站在岳阳楼上,洞庭湖的江面映着云光。以前,采砂船在江上川流不息,阳光下透着微微的铁锈味。再早之前,这是滕子京被贬黜的边远地区,他治水患、筑堰堤、尝辛辣。如今,与时俱进的人们都盼着分一杯互联网的甜羹。

  5

  朱自清在那篇著名的《背影》里写: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长江流至下游,江阔水深,两岸土地上站的人也稠密起来。上世纪60年代以前,若要过江,散文家描述的情景便要重现。

  当时,中国的铁路线还不似这般密密麻麻。两条大动脉,一是从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线,一是南京到上海的沪宁线。河道掐断路的进取心,由于长江阻隔,动脉不能连接。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想了个法子,火车从铁路一直开到栈桥上,再用轮渡把整个车厢运到对岸,每天大约通过8次。

  现在,如果有人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会经过100多座桥。它们从头顶缓缓而过,斜拉桥的拉索辐射出几何之美;吊桥在江上画出一道抛物线;拱桥插进山谷,跃出一道彩虹。

  等到夜晚,面色坚毅的桥又换了副面孔,灯光增加了柔情。久坐办公室的人们喜欢到桥下散步,吹一吹晚风。

  水离不开桥,桥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水。长江上这些形态各异的桥,都要从南京长江大桥说起。它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建成于1968年,又称“争气桥”。

  南京滨江花园距离大桥只有几百米,在社区居委会的4楼,有一座微型博物馆,展出的主题只有一个——大桥下的文化。

  几十年前,这里住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工,棚户区改造后,老桥工们都搬走了,当初的记忆留在了这间不算宽敞的屋子里。

  冯永祥是微型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老年人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缅怀,青年来这里看主要是好奇。”

  展厅橱窗里挂着大桥图纸、设计模型、桥工的帽子、口哨和工具。印有大桥图案的茶缸、暖壶、洗脸盆、钟表、粮票和笔记本组成一个几十年前微型的家。

  与大桥的合影就更多了。这块地标建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人“必到此留影”之处。人们的衣着、表情和动作全是时代缩影。

  一位志愿者说,他给博物馆捐藏品,记录下的都是大桥的辉煌,他更想让人们记住的,是这座大桥建设者们的精神,是中国的建设者们面临困境,这才是这座大桥留给南京最深刻的城市记忆。

  工程设计的难度自不必说。大桥每个墩底部面积400多平方米,比一个篮球场还大。有一年9月,洪水把北岸锚冲断,只剩主锚锚定位置,五号墩在水里摆来摆去,建造者回忆,那是最危急的一个时刻。

  在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浇筑大桥筋骨的是一群20岁出头的桥工,头顶蓝天,脚踩波涛。

  上世纪60年代,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来南京燕子矶公社招工,冯永祥立马报了名。工人要求很简单:年轻力壮、政治背景清白、长相端正即可。

  大桥建设分四大工种:装吊工、铆工、木工、混凝土工。冯永祥是装吊工,技术含量不高,但极其艰苦。建铁路桥时,装吊工要跟着铁路走,他负责铲道渣。夜里零下五六摄氏度,工人们手拿铁锹一锹一锹地铲,将道渣装进火车皮上的竹筐里,拖到别处再倒出来,“铲道渣的时候,衣服都汗湿了,等坐到火车皮上风一吹又冻得发抖。”

  铆工也不容易,一个铆枪19.8公斤重,有时得举到头上去钉,钉一个需要半分钟,一方面胳膊吃不消,另一方面铆枪震动、噪音太大,很多铆工后来耳朵都不大好。搞电焊的,一个班下来,烟熏火燎,晚上回去睡一觉,眼睛就睁不开了,去医院拿点药,第二天接着来。

  8年时间,天堑终于变成通途。通车那天,人们印象最深的是红色多,挂幅、车头大红花。第一辆开过大桥的彩车上,有一尊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桥上是人、路上是人、连树上都站满了人。据说,那天挤掉的鞋就装了两个卡车。

  南京军区为检验大桥质量和部队战备情况,组织80辆坦克和60多辆轮式车辆编队驶过大桥。

  大桥成了工人阶级的精神图腾,刻着毛主席语录,塑造了三面红旗,引桥建了工字堡。当年桥上白玉兰灯的造型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定下的,符合中国人审美。

  1966年,南京长江大桥外观模型第一次对外公布,当时要选两名表现积极的工人和模型一起游行。冯永祥被选中了。

  他和另一名同事身着军装,手握冲锋枪,分列大桥模型的左右两侧。卡车载着他们从鼓楼一直开到了挹江门。“我站在卡车上一动不动。”冯永祥迎接着人们的注视,“觉得自己那一刻就是一个战士。”

  如今,冯永祥坐在老旧的椅子上,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他是桥工联谊会的会长,本子里是老桥工的联系电话,有人的名字已经画上了框,手写注释于某一年去世。

  1999年,冯永祥第一次发起桥工联谊会。与当时最好的朋友30多年没见,第一眼看到对方,竟都愣住了。

  任发德80多岁了,是当时大桥摄影组组长,挂着德国产的哈夫林相机,为南京长江大桥拍摄了二三十万张相片。直到现在,天一晴,他还是坐不住。

  “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参与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我感到很自豪。”钢筋工袁建昌赚了工资,攒了180元,买了部照相机。一有时间就去桥上拍照,几个拍摄最佳点,他都掌握了。

  原先宝塔桥有家照相馆,大桥一通车,就改名为大桥照相馆,生意异常红火,没几年就成为南京当时最大的照相馆之一。

  同样以大桥命名的还有大桥饭店、大桥电影院、大桥牌烟花……就连第一辆南京本地产的自行车也叫大桥牌。

  黄庆桥父辈从湖南搬到南京,大哥在秋天出生,叫黄秋桥,二哥在春天出生,叫黄春桥。南京是个火炉,那时候没空调,三兄弟经常带着席子去桥下乘凉,一待就待到晚上十一二点。

  在大桥的家属区大院,年纪四五十岁的人里有很多重名,那时候哪家生了孩子,老大起名叫长江,老二就叫大桥,还有的干脆叫桥墩、钢梁、铁柱。

  冯永祥的儿子在大桥建成的第二年出生,起名冯飞桥。“大桥是我人生的重头戏。”他说。

  6

  上海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高楼也流动了进去。

  黄浦江是长江的最后一条支流。在经历了那么多山峰河谷、平原丘陵和城市景观后,长江在上海崇明入海。

  “上海是江南水乡,不缺水,但缺好水。我们是长江的最后一站,吃的是上游的洗脚水。”上海市发改委主任马春雷开玩笑说,“10年前,区长最大的本事是拆了房子造房子,现在是拆了房子造绿。”

  他说,崇明未来的发展,不听人话,听鸟语。“但是岛上的70万人怎么办?”

  崇明岛有许多绿地、水地和滩涂。阳光正好时,绿叶不动,街道干净,这也许有三峡移民徐继波的一分力。

  崇明岛“下腹”靠江处有个堡渔村,以前叫“长江队”,全称长江渔业大队。上海除了有世界闻名的陆家嘴,也有出卖体力的捕鱼人。

  明代万历年间的《崇明县志》上写道,“崇人生长海滨,尽得水族之性,故善渔”。

  抬眼望天,低头见水,唯独看不到岸。崇明附近水域,一月有鳗苗,三四月有刀鲚,五六月有凤鲚,白虾几乎不论季节、下网就有,以往渔民一年四季都可在长江入海口“捞金”。

  随着水库建设,长江新航道的规划,长江口禁捕区域越来越大。去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昔日的“船上人”陆续都上了岸。

  上海超过七成的饮用水都来自长江,超过1300万人口受益于此。纵观世界历史,繁华多依水兴起。长江边上的日子,总是离不开水。人们靠水灌溉、吃水解渴、下水捉鱼、用水运输。除了经济效益,单单是望着江水也提供了足够的审美价值。不然,怎么会有古人面对长江,吟诵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83年8月7日,一个平凡的周日的晚上,下班回家的人们习惯性打开电视机,一部名叫《话说长江》的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在那个旅游还属于奢侈消费的时代中,中国人第一次以各种难以想象的角度看到了长江的全貌。

  在此之前,他们与长江的故事,只是自己知晓的一个小节。(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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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唐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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