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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天国起义,看清廷腐败“糖尿病”
2018-12-21 08:17:14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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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二月河12月15日病逝,他除了留下《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长篇小说外,还因为对反腐败的思考,获得了“反腐专家”的名号。

  二月河生前谈反腐,有一个比方非常形象,他说,腐败是社会“糖尿病”,是个慢性病,它一般不会导致国家速亡,怕的就是蔓延严重,导致并发症暴发。

  历史上,腐败“糖尿病”多次发作,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的清朝官场,就是腐败“糖尿病”并发症暴发的一个“病理样本”。

  地主王作新差点就改变了历史。

  公元1847年,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石人村的地主王作新,带团练抓住了一个名叫冯云山的人。

  王作新向官府指控冯云山纠集“数千人”聚众谋反,在清朝法律里,谋反罪列在十恶大罪之首,不但本人要被处极刑,家属还要连坐。但吊诡的是,官府训斥王作新“殊属昏谬”,把冯云山给释放了。此时,距离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还有两年多时间。

  冯云山是个什么人物?许多年后,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后,写下自述,其中这么评价冯云山:“谋立创国者出南王(注:南王即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可以说,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起义与建国的设计者,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顶梁柱。

  跟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均为广西籍不同的是,冯云山与洪秀全同属广东花县人,两家距离才三里路,两人从小同学,意气相投。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冯云山誓死追随,陪同洪秀全到广西传教。条件艰苦,洪秀全回广东了,冯云山却坚持了下来,他以做塾师为掩护,独自一人,深入桂平紫荆山传教,将一批穷困潦倒的烧炭者,发展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骨干。

  洪秀全得知冯云山在深山里干出了名堂,激动。他比冯云山性子急,想尽快扩大影响力。他发动“打倒偶像”运动,先在象州捣毁甘王庙,又将紫荆山内左水和右水一带的社坛一律捣毁,一时轰轰烈烈,会众日增,但把王作新给惹出来了。

  据《桂平名人录》记载,王作新(1810—1870),紫荆山石人村人,是个秀才。其父王东诚,为紫荆山首富,年收租谷数万斤。冯云山1846年进入紫荆山后,执教于大冲书房,王作新曾与之交往。翌年,冯云山在书房门旁大书一联:“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王作新反复揣度,觉得冯云山居心叵测,有叛逆朝廷之意,自此不再与冯云山往来,且时刻伺机与拜上帝会作对。

  1847年秋,洪秀全、冯云山率会众捣毁的紫荆山大冲雷庙,是王东诚、王作新父子倡建的。于是,王作新带团练出手了,突袭拜上帝教总坛。

  根据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所著的《太平天国史》,王作新两次出手抓捕过冯云山:先是11月21日,在押往官府途中,被曾亚孙、卢六带领拜上帝会兄弟在路上夺回。12月12日,王作新再带团练把洪秀全、冯云山、卢六、曾玉珍都捉了,解交大湟江口巡检司(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巡检王基把洪秀全、曾玉珍留下(他俩很快就借机跑了),把冯云山、卢六解去桂平县,下了监狱。王作新以“阳为拜会,阴谋叛逆”来控告冯云山。

  另一位著名学者王庆成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一书中则表示:根据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方面追查此案的结果,王作新并无第二次捉人之事,冯云山被救走后,他到县里控告,知县要求“严提两造人证质讯”,冯云山、卢六是江口巡检司差传到案解县的。

  冯云山下狱,洪秀全跑回广东找关系营救(结果一无所获)。这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他们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

  但是,冯云山怎么就给释放了呢?

  桂平县的县太爷不愿意“惹事”。

  知县王烈受理了王作新的控告,控告书写道:“(冯云山等人)为结盟借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乞恩严拿究办事。缘曾玉珍窝接妖匪至家教习,业经两载,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某等闻此异事,邀集乡民耆老四处观察,委实不差。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齐集乡民,捉获妖匪冯云山同至庙中,交保正曾祖光领下解官。讵料妖匪党曾亚孙、卢六等抢去,冤屈无伸,只得联名禀叩,伏乞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则沾恩无既。 ”

  实事求是说,王作新虽没预料到他笔下的“妖匪”即将掀起滔天巨浪,十余年时间席卷大半个中国,但他这份控告书,尽是干货,直指问题实质,而且,是性质非常严重的问题。

  按常理,事涉谋反,妥妥的本县第一大案,有司当组织专案组侦办,遣骨干力量深入调查。但是,王烈却在批示中,劈头盖脸把王作新给骂了一通:

  “阅呈殊属昏谬。该生等身列胶庠,应知条教,如果事有实迹,则当密为呈禀,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彻底根究。候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这通批示,首先骂王作新“昏谬”,继而批他小题大做,故弄玄虚,“捏饰大题架控”,同时又表示:要将冯云山、卢六二人弄来当面对质。这样,巡检司把他二人给弄进了县看守所。冯云山叫屈:“我是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冤啊!”

  冯云山、卢六坐了半年牢,不幸的是,卢六病死狱中。1848年5月间,接替王烈担任桂平知县的贾柱把冯云山给释放了,理由是:教人敬天,是劝人为善,“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判决:把冯云山作为无业游民,派两个差役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但无论王烈还是贾柱,都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谋反可是大罪,呈报上去,惊动了上头,就麻烦了,上司能不烦么?他们会想:你桂平县令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说有人谋反,给我添堵!要是上头过问下来,甚至可能派人下来督查,那就是大麻烦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给自己惹事呢?所以,王作新多事,讨厌!

  王庆成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一书中说得很精辟:“当时清朝官场腐败颟顸,官吏只顾搜刮,其他一切都以敷衍放任为主,宁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辖境内发生重大事故。”这就像已故作家王小波在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中写的那样: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谁还敢报坏消息?上有所好,州县官望风承旨,讳匿不报,已成惯例。所以,冯云山造反的火药味连王作新这样的地主都闻得直打喷嚏满心警惕了,但县太爷就是假装闻不到。冯云山逃过大劫,太平天国也因此没有给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桂平知县既然不愿也不敢给冯云山戴一顶“谋反”的帽子,却又为何把他关了半年之久呢?

  秘密在于一个字:钱!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写道:“不肯放冯云山,因为这一个大题目,正是这班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们勒索人民的大好借口,不满他们的贪壑,是决不放手的。”办案索贿,雁过拔毛,绝对是晚清官场的潜规则,之前,洪秀全跟冯云山一起被逮住,结果巡检(派出所所长)把洪秀全截留了,就是想勒索点钱。史实证明:桂平知县通过冯云山案,确实捞了一大笔:紫荆山拜上帝会的烧炭穷兄弟,用他们的血汗钱,所谓“科炭”,即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的炭钱积贮起来,东拼西凑,筹得了一笔大款,贿赂了王烈(当时他因为父母去世回乡“丁忧”)的继任者贾柱,冯云山因此得以释放。

  冯云山被两名桂平衙役押送往广东花县,一路上,未来的南王游说他俩加入拜上帝教。他口才了得,这两名衙役即刻就被说服,毅然随冯云山转道去了紫荆山,风风火火筹备即将到来的金田起义。

  “我没看到,我不相信,我认为没有,这事就真的没有”——读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史料,能够清楚窥见各级官员的“鸵鸟心态”,普遍的侥幸,混乱的逻辑,疯狂的自欺欺人。

  他们就像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把一个注定要爆炸的炸弹互相传递,就看谁的运气差了。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时间的临近,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有大事将要发生。不说别的,就说一批又一批武装的民众,赶集一般朝金田村汇集,即便是傻子,也知道大事不妙了。但县官欺瞒州官,州官欺瞒巡抚,巡抚欺瞒朝廷。当时广西巡抚是郑祖琛,他明明知道地方糜烂,剧变在即,却心存侥幸,对皇上“力事隐朦,不邃上奏”。一直等到金田起义爆发,北京的咸丰皇帝才突然知道:广西有人造反了,噢,不是“有人”,是有数以万计的人造反了。

  咸丰帝暴怒,当即以“专讲应酬,于纪律运筹一无所知,畏缩无能,纵贼养患”为由,革去广西提督闵正凤的职,调湖南提督向荣充任其职。再以“庸懦无能,因循畏葸”为名,革去广西巡抚郑祖琛的职,重新启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剿。只是林则徐年事已高,久病缠身,还未到剿匪目的地,就在路上病逝了。咸丰帝焦头烂额,四处找人赴广西灭火,但金田起义这把火,已经烧得透天红,无法扑灭了。

  被革职回家的郑祖琛,不久就忧愤而死。咸丰帝得知他的死讯,还不解气:“郑祖琛辜恩昧良,可恨已极。该犯在家身死,太觉便宜。”

  郑祖琛这个人,值得写写:他从七品芝麻官,爬到一省巡抚之位置,花了40年时间,是一个史称“世故太深、周旋过甚”的官油子。他任广西巡抚时,已近七旬,又患有咯血病,在任上一味求稳,暮气沉沉,得过且过,紫荆山一带动荡不安,他虽有耳闻,却假装不知道。待金田起义发生后,同僚因此如是攻击他:“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酷似梁武帝欲不杀一人以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矣。”

  但时局之糜烂,让郑祖琛一人承担,也是不公平的。学者夏春涛在《天国的陨落》一书中写道:某种意义上,“郑祖琛是在替他的前任梁章钜、周之琦背黑锅。”譬如梁章钜,任广西巡抚期间,以名士风流自命,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对政务放任不问,史载,“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以摈斥。”这种官僚,所起的示范作用,是极其恶劣的。何况当时的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统治基础最薄弱的一个省份,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相互交织。在这样的地方为官,必须掌握处理复杂敏感问题的能力,更要励精图治、夙夜为公,一刻松懈也是行不得的,偏偏,却遇上了不作为的官员。

  其实,被免职的郑祖琛也感觉很冤,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他不是没有向上报告过,但没人听。

  当一批批武装民众从四面八方汇聚金田时,郑祖琛向他的上级、两广总督徐广缙商量,请求调兵支援。徐广缙不搭理他,理由是:这是你广西的事。当然,坐镇广州的徐广缙,自己也有一堆麻烦事,分身乏术。

  火药味越来越浓了,郑祖琛无奈,越过徐广缙,直接找到北京,这次找的是个大人物,军机大臣潘世恩,他几乎是哭诉了:广西军区司令闵正凤很吃力啊,打不过下面那帮“会匪”,我的领导徐广缙又不肯帮我,您老哥是军机大臣,帮帮我啊。结果潘世恩的回复是:“切勿以贼多入奏。”意思是,皇帝不喜欢听这些,别拿这些破事来烦我。

  时间不等人啊,到金田村集结的武装人员越来越多,到处爆发了跟清军的冲突,绝望的郑祖琛,只能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权臣穆彰阿。这个穆彰阿可不是一般人,文华殿大学士,正一品,在当时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皇帝特别宠信的人。郑祖琛跟穆彰阿关系也不一般,两人是同年考取的进士。郑祖琛给穆彰阿写信,商量能否向皇帝报告广西的乱局。

  但穆彰阿对同年十万火急的情况汇报,不以为然,只是回复了一句:“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意思是:朝廷没钱,这种破事,你自己处理吧,不要上奏,免得让皇上烦恼。

  皇帝想保江山社稷,但当臣子的,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狼烟四起,刀戈如林,郑祖琛真是绝望啊,史料记载下了他的真心话:“左右为难,乞身未敢,空手何能杀贼?”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既无法辞官回家,又没有扑灭叛乱的能力,怎么办?只能寄希望上天保佑,事态能够控制,不会搞到无可救药,捱到自己任期结束的时候。

  但他的运气,不如他的前任。在击鼓传花的游戏中,轮到他时,鼓点骤然停了,轰,炸了。

  金田起义爆发后,咸丰皇帝下令,对王作新控告冯云山但被桂平知县放虎归山一案进行了调查与追责。《咸丰实录》上记载:“广西武宣县生员王作新前经呈控冯云山等在桂平习教结盟一案,已革浔州府知府顾元凯、丁忧桂平县知县王烈,事前既毫无觉察,迨经控告到案,又不赴乡亲查、严行究办。江口司巡检调补广东省巡检王基专司缉捕,乃既疏于查拏,又复任听贿嘱。吏治废弛,至此已极。必应彻底根究。王烈、王基均著革职,同已革知府顾元凯一并拏问。交邹鸣鹤提同府县幕友人等严讯确情,按律惩办。”

  可见咸丰皇帝为“吏治废弛”痛心疾首,痛恨官员没有政治敏锐性,也缺乏深入基层的能力,是啊,如果当时王作新控告后,官老爷们能够“赴乡亲查”,又怎么会是这么一个完全失控的局面呢?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迅速蔓延,咸丰帝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官员那般让他绝望! 

  他寄予厚望、派到前方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却是个糊涂蛋,跟太平天国打了一年仗,还没搞清楚“太平王”是何人,探子报个名字,他不假思索就报给皇帝,今天是“韦正”,明天又变成了“胡以晃”,甚至还报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胡二妹”……明明清军处处溃败,咸丰却不断收到“捷报”。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他甚至不惜编造俘虏的供词,严重误导了咸丰的判断。

  皇帝又是暴怒,撤掉赛尚阿,委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徐广缙此前不遗余力攻击郑祖琛“专事慈柔,工于粉饰,州县亦相率弥缝,遂至酿成巨患”,但他比郑祖琛表现更糟糕,只敢带着部队,远远跟在太平军屁股后面。武昌被围时,徐广缙尚在710里外的湘阴;武昌失陷次日,徐广缙尚未进入湖北境,奏称“武昌追剿贼匪,迭次进攻大获胜仗”,断言武昌“自可解围”。四日后,才奏报武昌失陷,并以“遏该逆回窜”为辞滞留不前。咸丰帝岂能不怒,斥责徐广缙“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表示“自愧自恨用人失当”……

  前方无人可用,后方蠢材内讧。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花费了巨额军费,最后国库空虚,军费告急,清廷一度号召大巨捐款,结果应者寥寥。左副都御史文瑞认为,户部尚书孙瑞珍有钱,建议他捐银三万两,孙瑞珍急了,堂堂一个从二品的大官,却像个泼皮无赖一样赌咒发誓:我没钱,“若有虚言,便是龟子王八蛋”。文瑞不信,两个朝廷大臣,像街头泼妇一样对着破口大骂,差点打起来了。

  一场太平天国运动,让大清王朝上上下下现了原形,官员无能而又贪婪,因循怠玩、隳发疲敝,丧失了处理复杂敏感问题的能力,国家机器,已到了没有能量推动运转的地步。用二月河的话来说,腐败的“糖尿病”并发症暴发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反腐不可谓力度不大,乾隆之后的嘉庆,一等乾隆驾崩,就干掉了和珅,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基于封建皇权的反腐,难以触及皇亲国戚的核心利益,更谈不上有“制度性反腐”的延续性,雍正反腐力度最大,但他身后,腐败却愈演愈烈,后来的皇帝,对于反腐,即使有心,也是无力了。愈到晚清,腐败问题更严重,渐成不治之症。晚清著名教育家容闳当时就指出,清政府“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

  一方面是完全失控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是不负责任的官员群体,清朝哪来生命力?不负责任的官员,以道光一朝的“磕头宰相”曹振镛为最,他做官的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取悦皇帝,因此打压言路,逼着官员们只报喜不报忧,极大地败坏了政治生态。清人笔记《名人逸事》中有篇文章叫《曹振镛之误清》,上面写道:曹振镛鸡蛋里挑骨头,钳制人心,让天下人不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厌厌无生气,皆曹振镛所造成也。”还说,因为报喜不报忧,使得太平天国起事的消息,没能及时传上来,“洪杨猝发,几至亡国,罪过极大。”

  这些身居高位的官员,还真的比不上那个桂平县紫荆山的地主王作新,史载,冯云山被放出来后,王作新预感大事不妙,闻风先逃,避匿武宣。后来他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一个儿子与三个侄子都在战斗中遇难。

  1852年4月,太平军向湖南进发,途经全州时,冯云山中炮身亡,洪秀全为此大哭道:“天不欲我定天下耶,何夺我良辅之速也!”确实,冯云山死后,太平军失去了一位灵魂人物。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历史或许又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太平天国起事之初,锐气十足,势如破竹,腐朽的清政府一时摇摇欲坠,幸而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的湘军集团崛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击败了太平天国,给清王朝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但是,与其说是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原因也是腐败,太平天国王爷们腐败的程度,并不亚于满清的权贵们,在太平天国晚期,情形完全跟起事之初颠覆了,他们的战斗力急剧下降,湘军人数虽少,却不把太平军放在眼里。

  历史吊诡的是,太平天国悲剧的源头,始于冯云山下狱、洪秀全返粤之时,紫荆山群龙无首,人心动摇,杨秀清伪装“神灵附体”,代表天父传达圣旨,巩固了拜上帝会,但也就此埋下了太平天国分裂的种子。革命尚未成功,太平天国的王爷们就开始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最终兄弟相残、前功尽弃,正所谓:苍天饶过谁!(记者 关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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