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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分类”上门,打通垃圾分类投放最后几十米
2020-07-13 07:40:41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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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分类”上门,打通垃圾分类投放最后几十米

  一对父子从废品回收转型垃圾分类,深耕垃圾减量却面临推广难题

  “爱分类”的工人在分拣垃圾。受访者供图

  为了养家糊口多挣钱,父亲徐铭骏32岁时,决定蹬着板车,走街串巷收废品,参与创建了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为给传统回收行业“赋能”,儿子徐源鸿32岁时,与父亲一起创办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分类”),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做垃圾分类。

  “全链条建设,全品类回收,全主体参与”的“爱分类”,在北京昌平区深耕三年多,徐家父子前前后后投入达8000万元。

  风口之上,“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公司如过江之鲫。“只靠互联网做不成垃圾分类,应该是垃圾分类+互联网。”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的徐源鸿,更看重源头分类的前端价值,打造回收与资源开发利用深度结合的完整效益链。

  “比农村老家还脏乱的环境,生意不可能做长久”

  “回收员骑三轮车上门,将居民装在定制垃圾袋中的可回收物打包、贴码,集中到小区服务站,再用封闭式货车运送到分拣中心。整个过程采用GPS定位系统,实现垃圾分类清运的全程监控。”

  在北京市昌平区北六环外的“爱分类”分拣中心,徐源鸿侃侃而谈。言语间,洋溢着他对这种运营模式的自信。

  今年35岁的徐源鸿,自嘲是个“废二代”。大学时代,父亲的营生是他的难言之隐。偶有同学问起来,他只应一句“家里是做买卖的”,然后赶紧转换话题。

  1991年,父亲徐铭骏从河南信阳老家到北京谋生。短短几年,他从小工做到包工头。当时,很多信阳老乡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一开始,徐铭骏瞧不上这“穷人才干的事”。

  可讨生活往往顾不得面子。干建筑工程躲不开三角债,到头来利润还不如收废品丰厚。眼见那些说起来不够体面的老乡,一个个挣得比自己还多。“跑三轮收货,一天卖四五百块钱。”1997年,徐铭骏改行干起了废品回收。

  几年后,颇具经商头脑的徐铭骏和几个老乡凑钱,租下北京北五环外东小口地区的大片荒地,建起100多个简陋小院。

  “我爸成了二房东。把这些院租给收废品的老乡。这个院专门收铜铝,隔壁院专门收塑料,纸张、木材、轮胎橡胶等都分门别类。”徐源鸿说。

  渐渐地,东小口发展成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据说,这里全盛时期有3万多人靠此谋生,废品分类回收量占北京的四分之一,年交易额高达数十亿元。

  徐铭骏也发家致富,成为市场里数一数二的“破烂王”。在他口中,这个“废品王国”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再生资源集散地”。

  不过,传统的偏见深入人心。曾有外地领导来东小口调研,看见在废品堆中玩耍的孩子们,对陪同的徐家父子调侃道:“这些孩子长大了,不就是‘废二代’么?”

  每当回忆起这句话,徐源鸿总会提醒自己:“一定要抬起头,让这个行业被人看得起。”这份执念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商业抉择。

  在北京上大学时,徐源鸿向父亲灌输产业升级的理念:废品回收长期“脏乱污”的落后业态,与一线城市的发展和定位不匹配。

  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徐铭骏就时不时听到,政府要取缔东小口废品市场的风声。

  在“爱分类”分拣中心的车间门口,55岁的徐铭骏回忆道:“那时候都露天作业,小车在院里停一天,不洗根本就没法开。刮大风的时候,塑料泡沫满天飞。”

  当年,他也很认可儿子的判断——这比农村老家还脏乱差的环境,北京迟早得整治,现在的生意做不长久。

  2008年,大学还未毕业的徐源鸿,写了一份昌平区分拣中心可行性报告,递交给北京市商委和昌平区政府,提议建设一个国外封闭式的静脉产业园。

  静脉产业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意为废弃物转换为再生资源的行业,如同将含有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送回心脏的静脉。

  领导称赞想法很好,但北京寸土寸金,批不了地,一切自然无从谈起。

  “不以‘三化’为主的垃圾分类,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2015年,随着北京旧城改造,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成为历史。告别“二房东”的安逸日子,徐铭骏在儿子劝说下,决定转型做垃圾分类业务。

  父子俩首次实践在北京南城。“别的企业从政府接单后转包给我们。我们雇人带着袖章、拿着钩子,把垃圾桶里的厨余垃圾分出来。”在位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的办公室,徐源鸿回忆道。

  这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躺着挣钱的业务”,高峰时覆盖居民达20万户,但这并不是徐源鸿想要的——过于依赖和甲方的关系;居民没有真正参与进来;在垃圾桶扒垃圾,先混后分,根本没有从源头分类。

  更重要的是,这同自己一心想摆脱的“脏乱污”业态没什么两样。他曾向甲方提过一些信息化的改进方案,对方不置可否。

  “10块钱预算,甲方转给我5块钱。为了生存,我只能给他做3块钱的活。我接受不了。读了这么多年书,还是要讲底线。”徐源鸿说。

  在徐源鸿眼中,不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的垃圾分类,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2017年,他和父亲徐铭骏回到昌平区,成立“爱分类”,开始践行自己的垃圾分类理念。

  如今,“爱分类”负责昌平区273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宣传运营。城北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元君记得,徐源鸿第一次登门谈合作,自己很不屑。

  负责街道环卫工作十余年的他,心里犯嘀咕:“此前搞过若干次垃圾分类,没一次搞起来。这么多人都失败了,你就能成功?”

  但“爱分类”的运营模式,却让李元君感到一定可行性——公司派专人值守,定点定时引导居民交投垃圾,按各类垃圾的量,给予积分与环保金奖励。更重要的是,可回收物能做到全链条、全品类回收。

  全链条是指“爱分类”自购垃圾清运车,自建分拣中心,打通垃圾分类的全部流程——囊括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直至再生品交易。

  “少一个环节,就做不好垃圾分类。只有打通产业链,向可回收物的资源化利用要效益,企业才能长久。”徐源鸿说。

  他接着对记者道:“这个行业水很深。就拿废纸来说,你知道可以细分成多少类吗?收回来的废纸什么时候该囤,什么时候该卖?……只有长期在行业里摸爬滚打才能明白。”

  全品类则是只要满足干净、无液体、无异味,“爱分类”对可回收物应收尽收。

  采访中,徐源鸿谈起自己对垃圾分类的理解:“重点在宣传发动,难点在厨余垃圾,亮点在可回收物。现有技术条件下,可回收物再利用是最切实的减量突破口。”

  近年,打着“互联网+垃圾分类”旗号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社会上不乏质疑声:如果只处理可回收物,靠拾荒者不就够了?

  徐源鸿解释道,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将最脏最臭的厨余垃圾循环再利用,才算真正的垃圾分类,而忽略了相关技术尚不成熟的现实。事实上,可回收物的增量,就是生活垃圾的减量。

  在“爱分类”分拣中心,流水线上十多名工人正飞快地将各品类的垃圾,分拣进不同的铁筐或大塑料袋中。

  车间主任孙国珍的丈夫,是一名回收废品的个体户。她指着归置好的玻璃瓶和食品包装袋说:“这些东西只有‘爱分类’才收。我爱人不会要,收了赔钱!”

  “个体户只收纸板箱、塑料瓶、易拉罐、报纸等卖得上价的高价值可回收物。如果谁家有两张光盘、一张体检的X光片,还不够他跑一趟的成本。正常情况下,这些只能当其他垃圾扔掉,最终被填埋或者焚烧。但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回收利用,最大程度实现减量。”徐源鸿说。

  2017年底,“爱分类”获准进入城北街道东关南里小区试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27日,两年半时间,该小区累计收集可回收物21029单,重量288吨。

  “没有居民方便参与的配套机制,政策再好也没用”

  “爱分类”收低附加值可回收物,其逻辑是靠规模效益获取利润。如徐源鸿所说,一张光盘没有回收价值,一吨光盘则未必。但要产生规模效益,意味着在一定区域内,有足够多的用户参与,能回收足量的可回收物。

  进入东关南里小区试点之初,“爱分类”公司采取派专人值守,定点定时交投,按量给居民积分奖励的方法,但居民参与度远不如预期。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卢迪告诉记者,上班族早出晚归,常常赶不上投递时间。一些居民不但不参与,反而偷偷乱扔垃圾。

  2016年,徐源鸿在台北看跨年演唱会。活动结束后,主持人情绪激昂,号召观众不留任何垃圾:“去年我们就做得很好。今天一定也能做到!”

  “唱高调。”看着现场黑压压几千人,徐源鸿有点想看主持人的笑话。

  接下来的一幕,令徐源鸿感慨不已:一队年轻志愿者来到观众席前方,举起“请把垃圾给我”的牌子。现场观众,从后到前,将手中的荧光棒、塑料瓶……一个传一个。散场后,地上果真很干净。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得有让居民方便参与的配套机制。不然,政策再好、宣传得再多也没用。”徐源鸿说。

  2018年5月18日,“爱分类”改变策略,采取上门回收模式。

  “爱分类”给每位注册用户免费发放“可回收物袋”,专门装可回收物。居民装满一袋后,可通过“爱分类”微信公众号、小程序、400电话等方式,提前一天预约上门回收。

  实名制回收员现场称重、贴溯源二维码,并发给居民新的回收袋。居民还能获得0.8元/公斤环保金作为奖励。环保金可以在小区超市、菜店以及“爱分类”网上商城使用。

  在这个模式下,居民只需搞清楚哪些东西能回收,哪些不能回收。家里自备一个厨余垃圾桶,一个其他垃圾桶。大多数时候,不能回收的垃圾,湿垃圾放厨余垃圾桶,干垃圾放其他垃圾桶,就可以了。

  “垃圾分类一定要化繁为简。老百姓不参与不行。如果要求太多,搞得大家不愿分也不行。分类太细,老百姓记不住,还会打退堂鼓,最后只能催生‘你是哪种垃圾’的网络段子。”徐源鸿说。

  居民简单了,但就企业而言,可回收物分得越精细,后端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转化率就越高,可回收物就更能卖上价钱。对此,徐家父子的方案是,居民简单分,再由企业精细分。

  “没有专业知识也分不好,更重要的是,分错了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原本能回收,也不能要了。”徐源鸿说。

  分得简单,投放路径也必须简单——一键预约,就像通知快递员上门取快递。

  别小看从家门口到小区垃圾投放点,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米,自从回收员上门服务,居民参与度高了,收到的东西多了,不当投递少了。当然,这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对接用户和回收员,提高回收员工作效率,尽量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这些工作都做好了,老百姓在家里就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了。我始终认为,不能把小区的垃圾桶当作垃圾分类的主战场。”徐源鸿说。

  卢迪告诉记者,自从启动上门回收业务,以东关南里小区为例,用户参与率从30%增长到90%。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春节假期,“爱分类”的回收员没法进小区。让徐源鸿意想不到的是,很多居民收到公司通知后,提着袋子到小区外排队交投垃圾。

  “有个回收员一天收了1.5吨。还有开着奔驰车出来投递的。这说明经过一两年的培养,老百姓养成了习惯。”徐源鸿道。

  他有些兴奋地说:“70周年国庆,快递小哥走过了天安门。说不定8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回收员也能亮亮相。”

  让“爱分类”公司员工振奋的是,2020年5月,北京市出台了《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类(两桶一袋)指引》,其中倡导的分类方法与“爱分类”模式非常相像。

  “我们的模式可行要推广,还需要依靠资本的力量”

  2018年底,当上门回收模式做到第1000单时,“爱分类”公司全员去附近的川菜馆吃了一顿。“像到了一个节点,让我相信自己的模式得到了认可,能走下去。现在公司平均每天2000单,已累计百万单。”徐源鸿说。

  可创业不会一帆风顺。在记者和徐源鸿两次见面中,他多次提及,2020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未提及企业第三方的作用。

  按条例规定,城市居民生活区由物业管理单位主责。专业公司地位作用不明确,让一些地方犹疑是否需要引入第三方。

  “垃圾分类作为一项有科技含量的系统工程,应该是政府主导、物业主责、企业专业化运营、全民参与,各司其职从而形成长效机制的。这就是‘爱分类’秉持的‘全主体参与’理念。”徐源鸿说。

  “很多人还有刻板印象,依靠社区工作人员发动群众,搞一两次大会战,坚持三五个月,垃圾分类就能成功。”城北街道一名工作人员说,“但真做过的就知道,想只通过行政命令改变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不现实。”

  在采访中,徐铭骏提起儿子赞不绝口:“垃圾分类,还得年轻人做。他比我有想法,懂计算机,光靠我肯定做不了。”

  但去年秋天,他忍不住对儿子发了通脾气。为了辅佐徐源鸿,徐铭骏一年365天几乎都待在位置偏僻的分拣中心。

  “有时候,我也想,如果不像现在这么做垃圾分类,我早退休去全世界旅游了。人投进去了,钱投进去了,亏不亏?”徐铭骏说。

  他指着车间里一条能自动筛选可回收物的生产线说:“光是研发它,就花了上千万元。”企业更大的压力来自资金。因为贷款不易,徐铭骏抵押了一套房子。

  城北街道办事处主任明占学感慨,徐家父子把垃圾减量做到了实处。

  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地方,并没有对垃圾分类提出具体的减量指标,也并未对低值可回收物提供补贴。

  徐源鸿对减量的极致要求,无疑让公司的运营背负较大压力。按人工成本、运输成本和0.8元/公斤的奖励金标准,“爱分类”每收一吨玻璃就赔600元。

  “现在平均每天收4吨玻璃,光这一项每天就要赔2400元。”徐铭骏说。按徐源鸿的想法,等居民分类习惯养成后,再逐步取消对玻璃品的奖励金。

  目前,“爱分类”公司的收入,一部分是可回收物资源利用带来的利润,一部分是政府补贴,还有一部分是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的B端业务。

  2019年,“爱分类”公司终于实现收支平衡。徐家父子认为,随着业务扩张,再生资源利用的利润越来越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将逐步减少。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垃圾分类行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5月29日,记者第二次采访徐源鸿时,他正考虑是否降低给居民的物质激励。降补贴会不会失去用户黏性?会不会降低政府对公司的信任?这绝非容易的决定。

  奖励标准是两年前他们团队测算的结果。这个标准在居民中已形成一定认知。

  “受疫情影响,资源后端的价格掉了一半。0.8元的标准,在当时可以承受,现在的压力就很大了。”徐源鸿说。

  目前“爱分类”在昌平之外,拓展了加盟合作模式。新开展业务的地区,不再对玻璃制品发补贴,“但回收员上门时,可以帮忙带走”。

  不过,靠B端业务实现收支平衡的现状,难免限制了公司扩张速度。

  当记者问起未来有没有可能考虑卖掉公司,父子两代人的答案大相径庭。

  在分拣中心的办公室,徐铭骏往沙发上靠了靠,摆了摆手道:“不会。投入了这么多,去年能做到持平。说明我们这条路走通了,已经看到希望了。”

  徐源鸿则不拒绝这个选项。他说:“从0到1,从1到10,验证了我们的模式是可行的,但想从10做到100,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记者李坤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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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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