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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在敌机轰炸中发稿的新华社编辑部
2020-10-23 15:00:09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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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1月,在陈伯坚首批随军入朝后不久,新华社以林麟为组长,李耐因、徐熊任记者的九兵团记者组随军入朝,并在冰天雪地和战火纷飞中采写了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通讯报道。

  1951年1月下旬,新华社特派国内部军事组组长普金入朝,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由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社长,普金任专职副社长,是总分社的实际负责人。

  “新华社进驻的矿洞坑道很长,还是两层的,每层高和宽都有约2米,有的地方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编辑部在上层,下层是机要。洞中生活不见天日,又十分潮湿,‘嘀嗒嘀嗒’的渗水声,被大家戏称为‘水帘洞’。特别是空气不好,还曾发生过有害气体溢出致使两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时发现抬出洞外,才保住性命。”

  朝鲜战场的环境十分艰苦,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常年设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驻地附近几次遭到敌机轰炸、扫射。图为总分社何友、李健华、孙大文等同志在山洞内学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直在总分社担任编辑工作的朱承修此前回忆:“从踏上朝鲜国土直到停战,新华社记者们的工作、生活都与防空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随战线变化曾多次搬家,直到1951年4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桧仓,就再也没有动过。桧仓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金矿,山上多条被采空的矿洞和绵长的坑道成了防空好处所,也是我们工作、住宿的地方。”

  从入朝后到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两顿饭,伙房在山下,大家轮流下山打饭。一次下山打饭,一枚哑弹让朱承修逃过一劫。

  “那天9时多,当我拎着一桶饭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时,两架黑乎乎的‘野马式’飞机突然低飞着冲过来。我把两个桶一放,就滚到旁边排水沟的草丛里。”朱承修眼见着飞机上的机枪手朝自己射击,子弹从头顶飞过,还没等人跑开,又有两架飞机呼啸而来,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就落在离他20来步的山坡上。“火箭弹竟然没有爆炸,我赶紧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驻地山沟里共落了20多枚炸弹。后来,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细长的火箭弹。”

  抗美援朝时期新华社前线记者与空军英雄张积慧的合影,前排右起为苏群、谢芝麟、张积慧、曾思明、刘紫池、殷步实;二排右起为丁德润、崔佳山;三排右起为阎吾、徐熊、朱承修。

  他记忆中的又一次危险时刻,是1952年的8月5日。

  那时,工兵在洞外为总分社盖起了两个掩蔽部,洞对面一个由机要室专用,洞口一个是编辑办公的地方,“掩蔽部用一块块厚大的石块垒起作墙,门窗贴上白纸透光,大家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工作。”

  一天晚上9时左右,一架美军B-29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突然在离掩蔽部几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户纸被震成碎片,蜡烛被震灭,桌上的稿纸飞了一地,大家马上飞奔进洞。

  “同事丁德润和我坐在最里面,要把地上的稿纸一张张摸起来。当我最后进洞时,第二批炸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就打在我们背上。洞里冬暖夏凉,夏天也要披棉袄,当时幸亏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忆,进洞后大家点起蜡烛看稿,头顶不断传来爆炸声,有点儿像打闷雷,烛火也被震得飘动起来。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发现掩蔽部外被炸出一个大坑,但只损失了一个破脸盆。同志们说:“如果那炸弹不是偏了几米,总社就得重新派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有过同炸弹、机枪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一次,机要组组长连培生回安东,由于坐在一辆吉普的最后排,人太挤,两脚只能翘在车外。结果中途遇空袭,一梭子弹下来,只觉得脚一震,下车疏散时感觉走路不对劲,才发现一只鞋的后跟被打掉了。

  1951年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期间,新华社记者李耐因随军(26军)采访,经常露营,写稿子也常是在树下、路边或临时搭起的棚子里。这是记者李耐因(右)在临时搭起的防空棚下,向军队参谋人员请教战况。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异常危险艰苦,与敌机周旋是常态,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专职副社长普金对大家的要求依旧严格。“业务上要求编辑尊重记者的劳动,战地采访,每一篇稿件都来之不易,‘枪毙’稿件是大事,要尽量挽救。”朱承修回忆。不少稿件都是大家一起研究探讨,一商量就是一两个小时,“稿子编得不好,马上就被打回来”。(记者 强晓玲、张博令)

【纠错】 责任编辑: 徐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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