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中）和钱学森（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新华社资料片

　　2021年4月29日，搭载着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5月30日5时01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精准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

　　这次发射和对接成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的建造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贺电表示热烈祝贺。他对参加发射工作的各参研单位的同志们说：“希望你们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自立自强、创新超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采写的长篇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通过新华社通稿在国内外播发，引起重大反响。在这前后，我还采写了《新中国驾驭核能的第一代人》《聂荣臻与两弹一星》《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钱三强与中国的核科学》《中国原子弹靶场选址前后》等多篇新闻通讯。“两弹一星”精神是什么，也许可以从曾经采写的这些故事中找到答案。

　　跨箭相期天际游

　　中国的火箭喷气技术，也就是导弹技术，是科学家钱学森首先提出来的。1955年钱学森和妻子儿女冲破美国的藩篱归来，次年就提出了在中国发展导弹喷气技术的12年规划。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看后诗兴大发，欣然挥毫，赋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畔风景幽。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

　　中国的导弹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催生的。朝鲜战争中，遭到重创的美国人不断放出风声：要以核打击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原子弹是罩在中国人头上的一片乌云。在疯狂的核威胁面前，中国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导弹核武器。

　　1956年10月8日，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由钱学森担任院长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会后，156位大学生济济一堂，聆听了钱学森讲的难忘的一课——导弹概论。后来这些大学生都成为我国火箭、导弹等航天部门的骨干。

　　经过成千上万人的努力，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一举发射成功。

　　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成功。两年以后的10月27日，经过钱学森等人的努力，在酒泉发射场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了核爆炸。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在这之后，钱学森又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举发射成功，浩瀚的太空出现了中国星。作为航天科学的先驱和杰出代表，钱学森的功劳是当之无愧的。

　　当各种荣誉向他招手的时候，他却十分淡定。回国后，不知多少人劝他搬到新房子里住，他始终未搬。他说：“我住在这老房子里不愿搬家，是因为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钱学森说。

　　为了民族求自存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撤走专家，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陷入困境。在这紧要关头，在党中央领导下，钱三强推荐和组织一些科学家，发愤图强，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如期爆炸。在这之后，他又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

　　钱三强是五四运动先驱钱玄同之子，曾师从法国著名科学家居里，新中国成立前夕学成归国。在领导研制两弹的过程中，他知人善任，从点兵点将到组织队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日日夜夜。他组织队伍找人谈话时，总是神秘地说：“我们要放个大炮仗，想请你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原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曾对钱三强说：“三强同志，看来会响的，也不排除万一的可能性。”

　　钱三强听后非常感慨，他想起研制过程的艰辛困苦，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坚定地说：“会响的，会响的！”

　　钱三强为何对两弹爆炸如此动情呢？这和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说：“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间，经历了近代史上相当艰苦的民族求自存的历史。可以说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艰苦奋斗才得到了独立。我们在国内奋斗，到国外求学，总想把他国强盛的经验拿到手，并不是只图个人待遇如何。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独立的心愿才真正实现。”

　　“国家要强盛起来，离不开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时，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只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突破，使我国跻身于五个核大国之列。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调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协同作战完成的。”钱三强说。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86年，在邓稼先去世前的数月里，我作为第一个进入核武器研究“禁区”采访的记者，曾多次和邓稼先接触，并专程到他工作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采访他的事迹，从而知道了关于邓稼先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毕业后，他先后在昆明文正中学、培文中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8年至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他和200多位中国留学生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

　　当这位“娃娃博士”出现在归国前辈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科学家面前时，大家都为初创的中国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高兴。

　　如果把原子弹比作一条龙，那么搞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先行工作就是“龙头”。这项工作做得好坏，关系到原子弹各种工程设计的成败。中国没有造过原子弹，因此也就无所谓有什么权威。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邓稼先作为该研究所理论部负责人，他先读书，一边备课一边讲课。年轻人称他为邓老师，他说：“你们甭叫我邓老师，咱们一块干吧！”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项难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他和同伴们肩上——研制氢弹。他作为组织研制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邓稼先的同伴们说，每一次新的战略核武器重大突破，每一次里程碑式的试验成功，都和邓稼先的名字连在一起。

　　在特种材料加工车间里，在爆轰物理实验场，在风雪弥漫的荒原上……一年到头，邓稼先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哪个工作岗位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

　　为了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邓稼先和同伴们长年生活工作在骆驼草遍野的戈壁荒滩上，他工作的范围可以说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从戈壁滩无垠的荒原，那幽远驼铃声响起的地方，那死寂的楼兰王国遗址，到核试验基地广袤的土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

　　无垠戈壁腾立龙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距今已有50多年，参加那次核爆炸的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有的已经去世，健在的也进入了耄耋之年。他们为了中国的强盛，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正是他们将鲜红的热血涂在印版上，印出了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国史，也正是他们使“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当年那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曾让无数人激动不已。而参与其中的人，都会铭记那段“烈日如伞光如盖”的峥嵘岁月。

　　张蕴钰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1958年的一天，正在旅顺口指挥陆海空三军大演习的张蕴钰突然接到陈赓大将的电话，叫他带领部队建原子弹靶场，也就是核武器试验场。

　　抗日战争中，张蕴钰曾带领游击队出没在太行山中，出色指挥过多次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参谋长的身份，参与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接到陈赓的电话，毫无思想准备的张蕴钰不禁愣了，心想：虽说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但是，原子弹这玩意儿，没干过啊！

　　“谁也没干过，我推荐了你，就是相信你能干好啊！”

　　听了陈赓的话，思忖半晌，张蕴钰说：“好吧，这既然是一番事业，不管苦与不苦，不管在这个事业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我都愿意干！”

　　这位戎马倥偬的将军，从此掀开了人生很不轻松的一页。

　　张蕴钰率领着18辆汽车和官兵，带着几麻袋大饼，从敦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出了玉门关，过了白龙堆，但见天地一色，全是沙丘，他走了整整两个礼拜，边走边看地图，没有道路也没有水，从敦煌到马兰，800公里的大戈壁，没有人烟，也没有飞鸟和树木。

　　“我们真像是上了月球啊，中国选不出第二个来！”他望着罗布泊的荒野，感叹地说。

　　核试验场开始测量勘探时，冬天就要来临。战士们睡在帐篷里，由于寒冷，呼出的气都结成了冰，第二天起床后，发现头发和被子都粘在了一起。在这之后，他们年年都进入罗布泊勘察，修道路、架电线，几年时间共修了2000公里的道路。罗布泊只有一汪苦水，为了解决喝水问题，他们成立了供水连，开车到100公里外的地方拉水……

　　张蕴钰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建原子弹靶场时，他想的是什么呢？他说，他考察了古楼兰的旧址，在漫漫黄沙中，仿佛看到了各方势力为争夺楼兰进行的残杀和鏖战，悟出了中华民族要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不能像楼兰一样被灭绝，必须奋起，自强不息。

　　三年困难时期，他接到命令让他带领部队去放羊、种地。他说：“不，我哪儿也不去，一年不搞试验我等一年，两年不搞试验我等两年，我们边搞生产边建设，我相信中国终有一天要放原子弹！”

　　他们就这样边生产自救，边建设核试验基地。没有粮食，他们就带领队伍到数十公里外的地方扛粮食或是挖野菜、草籽充饥，没有水就强忍着呕吐吞咽苦水……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张蕴钰亲自登上铁塔，看着科技人员插完了雷管，才最后走下铁塔。他对科技人员说：“不要慌，我这个司令陪着你们，给你们壮个胆、保个险。”

　　过后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死，他说：“当时不怕炸死，就怕原子弹不响！”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张蕴钰即兴赋诗欢呼说：“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立龙，笑飞触山崩，呼成功，欢成功，一剂量知数年功，敲响五更钟。”

　　差不多同时，蜚声国际的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力学家郭永怀、化工专家姜圣阶、物理学家王承书，以及周光召等许多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接到调令后都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往核研单位报到。

　　他们之中，有的年富力强，成名成家的前景正展现在面前；有的已是享誉国际科坛的青年学者；有的在某个领域已经搞了大半生，并且赫赫有名。但当他们得知国家需要自己效力时，都怀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纷纷告别了妻子儿女，离开了舒适的大城市，打起背包，走进了戈壁荒滩、雪山草原，从此隐姓埋名，埋头苦干。

　　从1960年起，我国开始聚集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核工业。从全国各地来到这条战线上的106位理论、实验、工程等各方面的专家，无一例外服从国家的需要，无论个人做出多大牺牲，都毫无怨言。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带领科技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做爆轰物理实验；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在飞机爆炸的刹那间，想到的不是逃生，而是和警卫员紧紧地搂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了核资料，自己却永远消失在熊熊烈火中……

　　这就是成千上万的英雄，用智慧和热血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记者 顾迈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