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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致杨绛: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2017-05-25 07:44:22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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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人间

  1911年7月17日。

  北京城杨家的租住房里,喜事临门。那一日,花正好,月正圆,杨家公子风华正茂。是日,夫人唐氏为杨公子诞下一女,取名季康。家人唤她“阿季”。小小女婴在襁褓中,柔软、脆弱,仿佛一触即碎,令人疼之惜之爱之又生怕碰坏似的,小心翼翼地将她安放在母亲身侧。

  刹那间,天地之广大恢弘展现在这个小小女婴的眼前。彼时,她还不懂世间温柔,也不懂世间苦难,更不懂世间情意,唯有双目炯炯有神,凝望着这个将要与她并肩一生的人间。去路漫长,她也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

  只是静静看着,等着。

  杨荫杭、唐须嫈夫妻二人一生诞育子女八人:长女杨寿康,二女杨同康,三女杨闰康,四女杨季康,老五(长子)杨宝昌,老六(次子)杨保俶,老七(五女)杨桼,老八(六女)杨必。

  在杨绛出生之前,家中已有三个姐姐。三个姐姐都出生在无锡老家,土生土长。唯独杨绛在北京城里来到这个人世。分明骨血中尽是江南之风雅的杨绛却出生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为北方之苍劲缭绕于身。

  当年,杨荫杭从美国留学归来,思想发生变化,对“革命”态度变得冷静,开始研究西方民主法治,较之从前的“革命”态度,已更倾向于“改良”。回国之后,受实业家张謇推荐,杨荫杭携孕中妻子来到北京,在一个政法学校授课,期间还被末代皇帝溥仪的辅政肃亲王善耆请至府中讲律法。杨绛便是在这一时期出生。

  杨绛的三个姐姐都是在无锡老家出生,也都是由产婆接生,费用很低,只要十个铜板。然而,北方产婆以力大闻名,南方太太都十分恐惧。因此,四个姐妹中,唯有杨绛是在医院由一名日本产科医生接生的。据说杨绛出生的时候花了父母十五两银子。长大以后,姐妹们也常常拿此事打趣,对杨绛说,家中兄弟姐妹们的全部接生费用加在一起都抵不上杨绛所花的一个零头。

  按常理来讲,家中已有三朵金花,排行老四的杨绛又是女儿,想来未必会得父母重视。不想,杨荫杭对四女儿尤其疼惜。众姊妹兄弟中,唯有杨绛,是在父母身旁被养育长大的。她出生的时候身材短小,小小粉粉的一截,看上去很是脆弱。即便长大后,杨绛的身材依然不高,父亲却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可见,父亲对杨绛之怜爱。

  父亲有午睡的习惯,不喜打扰。某次,杨绛恰好在父亲房里看书,连呼吸都很小心,只静静待着,连去厕所,都似小猫一般蹑手蹑脚,寂然无声。父亲醒来见到杨绛也在,便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话虽隐忍,爱却深重。从此以后,每每午休,父亲便总要杨绛陪着。

  也许在杨荫杭看来,杨绛的出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逃亡海外留学归来之后柳暗花明的最好见证。又或者,她出生的时候果真要比三个姐姐看上去更聪慧、玲珑么?这样的事,不好揣度,唯有他们父女二人心中了然。

  连父与女,也要讲究缘分的吧。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决定辞职南下。离开北京之前,善耆还特地拉住他的手对他讲,愿他成功。一个是旧年的满清亲王,一个是昔日被朝廷通缉的排满异己。时过境迁,他们二人却能彼此欣赏。对杨荫杭来说,应当没有比这再令人动容的告别了。

  离开北京之后,杨荫杭携妻女来到了上海,就职于上海《申报》,并成为了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说到此处,不得不叹一句“虎父无犬女”。杨绛能在中国文学史册上留下不可淡灭的一页,与当年叱咤时代尖端的父亲,是真正的一脉相承。

  抵达上海之后,依然受张謇推荐,杨荫杭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庭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转驻苏州。中华民国规定,本省人士应当回避本省官职,因此,不久之后,他又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也是这一段为官的经历,令杨荫杭日后常常教导杨绛,做什么也别做官。

  这句话语出有因。杨荫杭性情狷介,为官刚正不阿,不懂变通也不愿变通。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变通便是妥协退让,终要丢了原则。所言不差。当年,身为高等审判庭长,要面临的大小案件无数,难免遇到权贵涉事的案子。杨绛回忆父亲曾处理过一起恶霸杀人案。

  那个恶霸因有省长和督军撑腰,东窗事发之后意欲贿赂。杨荫杭不允,坚持司法独立,判处恶霸死刑。如此一来,他一下得罪了两位高官。依照中华民国的规定,杨荫杭其实是在省长和督军管辖之下,但是省长和督军不能干预司法。杨荫杭的不买账,理直气壮。

  然而,人情世故远远不是单凭理直气壮便能周全的。事后,涉事的省长便直接向总统袁世凯告状,幸而袁世凯的秘书张一鏖与杨荫杭是故交,张一鏖力保杨荫杭,最后袁世凯亲批“此是好人”四个大字回了省长。如此,杨荫杭方才躲过一劫。

  杨绛四岁的时候,杨荫杭被调任北京,在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一家人重回北京。不过,杨荫杭的工作态度一如既往,不徇私、不舞弊,一颗坚持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心笃定无比。

  1917年5月4日,杨荫杭竟然传讯了在职的交通部长,怀疑此人受贿。此事一出,如雷霆炸耳,所有人都对杨荫杭的行为举止嗔目结舌。有人赞他胆识过人,有人骂他呆板迂腐。当夜,杨荫杭的电话便没有停过。最后,司法部长直接以司法部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请示袁世凯,要求将杨荫杭停职。

  杨荫杭不卑不亢,写了《杨荫杭申辩书》,列“十二条”,据当时律法,逐一纠正司法部长对司法程序的错误认知,直接回应。杨荫杭与司法部长的两篇对簿之文,先后被刊登于1917年5月25日和26日的《申报》要闻之上,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杨荫杭虽不得不被停职,但涉事的交通部长也被逼无奈,引咎辞职。

  经此一事,杨荫杭对北洋政府的为官之风十分失望。虽然停职不久之后又恢复公职,但是杨荫杭的工作热情已失大半,对“做官”一事,也越发抵触。既然无法在真实的法治公正与虚伪的人情世故之中斡旋平衡,不如离开。杨荫杭打算辞职。

  这些,幼年的杨绛不懂。她只记得,有一日父亲突然不去上班,连他上班要乘坐的马车也卖掉了,两匹马没了,两个马夫也走了。父亲倒是清闲、惬意,还与他一位名叫黄子年的留日同学去百花山上采集制作植物标本,出门六七日才回,被晒得黝黑。

  在北京的那几年,对幼小的杨绛来说,多半都是绵密的温柔和悠长的童趣。挫折和跌宕是大人的事,而她尚未领悟苦难之分毫,只是枕在父母宽厚的臂膀之中来回摩挲,父亲和母亲便是她踏蹈的整个尘世,便是她触抚的全部人间。

  此次重回北京,他们租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女子。这是杨绛第一次见到真正梳旗头、穿旗袍、踩花盆底鞋的满人。小小的杨绛将一切看在眼中,父亲问她要不要穿这种高底的鞋子,她认真思索一番之后认真地答道:要。她慢慢明白,什么叫做美了。

  后来,杨家搬去了西城东斜街25号。也是从这里开始,杨绛正式接受学校教育。先是入第一蒙养院学前班,后转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当时,杨绛的三姑母便在一墙之隔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杨绛曾说,她童年的记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杨绛父亲兄弟姐妹共六人。杨绛的大姑母排行老大,老二是大伯父杨荫溥,老三是父亲杨荫杭,老四是二姑母杨荫枌,老五是三姑母杨荫榆,老六是三叔父杨荫樾。在杨绛的印象中,童年时候自己也是一个三姑母喜欢的孩子。不过,长大之后她与三姑母并不亲近。

  杨绛的大姑母出嫁不久身患肺病去世,大伯父杨荫溥在武备学校试炮失事殒命,三叔父杨荫樾留美归来也因肺病而亡。杨绛回忆,家中大姑母形容最美,可惜红颜薄命,而在世的二姑母和三姑母两姊妹从小没人疼爱,彼此又不睦,出嫁之后又先后与夫家断绝了关系。大约都是有些脾性的人。

  彼时,杨绛出落得水灵可人。有时候,女高师的学生会带她到大学部玩耍。她们会陪杨绛打秋千,也会把她带去学校的恳亲会演戏把她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头上插满花,衣上也贴满花,让她演小小的花神。甚至,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也有学生拉着杨绛一起跳绳。

  后来,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打趣道:“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不过,幼年杨绛并非完全如后人所想,自幼温静,反倒有些调皮。她会在课堂上捣乱,吹一种小绒球,吹得开心还要如若无人地笑,自顾自地做些不合“规矩”的事。老师气急,叫她答题,谁料到她也能对答如流,毫无错漏。聪慧的人,总有一些能从人群里跳脱出来的脾性。

  当时随父母返京的,除了杨绛,还有与她年岁相近的三姐。自然,日后弟妹们的陆续出生也给家中增添了不少欢愉。年长一些的大姐和二姐则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可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的工作遭遇挫折的时候,二姐感染风寒住院治疗的消息传来。

  听闻消息之后,杨绛的母亲连忙南下,直奔上海。不巧的是,此时天津大水冲断铁轨,她只能转渡轮船。今日想来,那一路上,唐须嫈必觉分秒如年,内心熬煮非常人所能想象。旧时医疗水平不佳,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风寒在旧时代也是会要了人命的。

  杨绛在《忆孩时(五则)》中写:“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然而,她的二姐没有等到老去的那一日。等到母亲见到二姐的时候,她拉着母亲的手,绝望地哭。

  哭得母亲肝肠寸断。

  命运之诡谲,想来无法预估。杨绛的二姐,终究无法摆脱命运的掌控。病逝的时候,她还不到十五岁。这件事,成了杨绛父母心中经久不愈的痛。连女儿都失去了,工作又何足挂齿呢?原也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的杨荫杭心中一横,主动提出辞职,未至允准,便携家离开。

  1919年,秋。杨荫杭携妻女干脆利落地离开了北京,回到无锡。所有的来去,在幼小的杨绛心中留下的印象是那样的仓促无序甚至不合情理。来不及驻足,便已告别。她还记得南下的路上,碰到一个跟自己并不要好的同学,即便如此,她仍想让那个同学捎句话回去,告诉大家,她要走了。

  提到这件事,杨绛用了一个词语:怅然。可是,这一点夹杂了落寞和伤心的“怅然”又很快被她从父亲身上找到的“自豪感”替代。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人生没有一条路始终坦荡如砥。

  走得问心无愧。

  走得不留遗憾。

  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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