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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致杨绛: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2017-05-25 07:44:22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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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南方

  旅途,常常令人忘却孤独。

  一家人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渡船南下,一路上虽有劳顿但仍欢愉。昔日所遇之破碎仿佛刹那不见。起码,对于八岁的杨绛来说,旅途所见之人、所见之景无一不是充满新奇和奥秘的。最有趣的是,父亲舍不得北京家中豢养的那只黄白色狮子猫,也被一并“夹带”上了船。

  数十年过去,杨绛依然记得那艘船叫做“新铭”号。那艘船杨绛后来回忆说:“就像电视剧《围城》中顾尔谦、李梅亭等乘的三等舱那样又脏又挤又乱”。脏乱拥挤到什么程度呢?杨荫杭抱着当时三岁的老七甚至掉进了海里,好在最终父女二人平安上船。

  当时,杨绛可能不懂“怀念”是什么。或许,她与三姐坐黄包车上学的画面从心头闪过;或许父亲上班乘坐的那辆马车她想起来仍觉得有趣;又或许,她恍惚之间还能听见从颐和园和香山破空而来的清越鸟鸣。可是,这些对于南下的杨绛来讲,只是她一生中蜻蜓点水般的一缕朱红。

  轮船抵达上海,一家人转乘“拖船”前往无锡。所谓“拖船”,就是一种由领头的火轮船拖带的船,一艘火轮船可以拖带数条小船,依靠火轮船的动力航行。说来奇巧,杨绛的七妹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是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如今竟突然脱口带有无锡口音。

  两天拖船坐下来,他们终于重归故里,到了家乡无锡。回到无锡,一家人没有住回昔年的老屋,而是单独在沙巷租了一处宅子。宅子临河,破旧简陋。然而,对这一家人来讲,这里却是他们执手、并肩踏上各自人生下一段旅程的开始。

  据说,父母起初并不满意沙巷的住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当时钱锺书家租住的地方另觅住处。那时候,小小少年与小小女童,也不过是身在两个世界匆匆打了个照面。或许,连一个照面都没有。只是,有了这段因缘际会,着实令这一双旷世伉俪的故事更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

  谈到这件往事,杨绛曾说:“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锺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安居无锡沙巷的这段时光,杨绛在离家不远的沙巷口大王庙小学就读。学校十分简陋,庙堂改建,一名校长,一名老师,小学初中四个班约八十个孩子挤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老师姓孙,光头,水平不高,连“子曰”的意思都弄不明白,还常手握教鞭敲打学生,不知是否因为杨荫杭声名在外的缘故,杨家的几个孩子竟从未挨过打。好在,校长性情温和。

  杨荫杭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对择校问题也很慎重。因此,在大王庙小学杨绛只待了半学期,便和三姐一道,追随大姐去了上海启明女校。由于二姐在上海病故的原因,母亲很不放心,但是父亲认为,启明女校教学质量好,杨绛小小年纪也明白道理,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

  其实,杨绛很怀念大王庙小学的这段经历。她还以《大王庙》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她写道:“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这篇文章作于1988年8月。杨绛已经七十七岁。

  说回这间宅子,因它临河而筑令一家人饱尝了河鲜之美。杨荫杭十分钟爱“炝虾”,所谓“炝虾”就是将生鲜小虾洗净,蘸料生食。常听长辈说“祸从口入”,生食河鲜到底是有隐患的。不久,杨家几口人也未能躲过这个劫,除了杨绛,都先后生病,好在并不严重。

  唯独杨荫杭,一病不起。

  杨荫杭的薪资是全家的生活来源。他这一病,卧床半年多,纵是唐须嫈殚精竭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家中依然陷入拮据。幸好,杨荫杭的两位故交伸手援助,家中窘困方才有所缓解。一位是当年与他一同留日的好友杨廷栋,一位是当年与他一同留美的同窗陈光甫。

  有些人,替你锦上添花,未算惊喜。

  有些人,为你雪中送炭,才是珍贵。

  彼时,他已病重到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皆已放弃治疗的地步。那段日子,家中往来亲友络绎不绝,有时夜深依然是众人无眠,不知道什么时候杨荫杭会突然撒手人寰。唯有唐须嫈,她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最后,她央求杨荫杭的老友,名医华实甫先生,恳请她务必给丈夫开个药方。

  杨荫杭留洋以后,也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海归的毛病。他不信中医,只信西医。为此,唐须嫈挖空心买来胶囊盛装的西药,将胶囊打开、倒空,再将中医药方中包括珍珠在内的中药研磨成粉,装入其中,伪装成西药的样子喂杨荫杭吞服。

  命运时有宽宏。在唐须嫈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一日一日过去,杨荫杭终于退烧。之后,唐须嫈不惜一切代价为丈夫补给营养,连熬煮的浓汁鸡汤,都一勺一勺将油瓢去,再盛给丈夫。杨荫杭的死里逃生,毋庸置疑,都是唐须嫈的功劳。因此,母亲在杨绛心中是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形象。

  父母之间,情意甚深。这一点,不单体现在父亲病重母亲悉心照料一件事上。母亲有每晚记账的习惯,总有一些琐碎之处理不清楚,每每这个时候,父亲便会夺笔过来,写上“糊涂账”三个字。父亲这么做,只有一个想法,他心疼妻子,不肯她多费心思。虽然母亲对账目并不敏感,但是家中每月寄回老家的家用,一辈子没有错过。

  杨绛记忆中,她的父亲母亲,虽是夫妻,但更像老友。两人相敬如宾,一辈子不曾吵架。那个年代夫妻不吵不闹的也不少,但女子多半委曲求全,一味迷信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不想也不敢与丈夫争执。但是杨绛的父母不同。他们是彼此真正的知己,无话不说,而且不准孩子插嘴,仿佛生怕破坏他们之间的温柔似的。

  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说:

  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

  之后,父亲重做律师之时,他也愿意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详细讲给母亲听。始末过程,事无巨细,还会一起分析、讨论。或许,只有像杨荫杭和唐须嫈这般相敬如宾、恩爱不移的一生一世,才真正算得上是中国夫妻的典范。耳濡目染之中,父母和睦的一辈子也对杨绛将来的婚姻态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没有当初的杨荫杭和唐须嫈。

  或许也没有后来的钱锺书和杨绛。

  杨荫杭病愈之后,一家人便搬离了沙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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