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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宣南
2017-09-20 07:50:27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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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多家媒体报道东城区新太仓片区治理“开墙打洞”时,特意提到,这一片区以梁启超故居而闻名。在网上查阅资料时,人们也非常容易得知,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的四合院是梁启超故居。不过,关于这一点争议颇多。多年前曾有媒体报道,梁启超后人提出,梁启超并没有在此居住过。

  尽管梁启超故居存在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在北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890年,梁启超在新会会馆开启了科举之路。然而受时势影响,他的科举之路颇为不顺,后来,他走上了维新的道路。1898年,寓居新会会馆的梁启超,与康有为等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十三年后,从日本归来时,梁启超不再是“青涩少年”,而是万人敬仰的大学者,此时的他在北京,同样也没有固定的居所,北海团城、南长街54号等处都有他的身影。

  巧合的是,梁启超踏入北京的第一站在宣南,人生的最后一站也在宣南:梁启超去世后,其灵柩停放在广惠寺,并从广惠寺葬入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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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会会馆和杨椒山祠的青春岁月

  梁启超在北京的起点,是位于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坐西朝东)。清时,新会县属广州府,京城虽有广州会馆,但人多房少,常无法安置,建造新会会馆成为新会举子的愿望。1852年,新会的一位富商捐建了新会会馆,翌年春建成,称“新会邑馆”。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祖父曾任县教谕,父亲是私塾先生。梁启超自幼受到严格教育,聪颖好学,少年即以神童闻名乡里,十二岁在广州中秀才,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成为乡试举人,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赏识他的才华,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赴京参加举人会试时,就住在新会会馆。当年会试落第后,梁启超取道上海返回乡里。

  正是在这一年,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认识了在广东南海的康有为先生,并做了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梁启超后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为他以后的学术和事业打下基础。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梁启超进京与比他大四岁的李惠仙在宣外永光寺西街新会新馆完婚(1883年,新会举人吴铁梅发起筹建新馆,恰好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有冯氏大宅出售,经多方努力,筹得白银6000两买下大宅,新会新馆在1885年落成)。

  1892年农历正月,祖父病逝,梁启超与李惠仙再次离京。此次回家,居家乡读书一年有余,专心研究新学,阅读江南制造局所译之西书,并学习英国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日益坚定。

  光绪二十年(1894年),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入京,住在粉房琉璃街新会会馆,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梁启超忧愤时局,更努力学习算学、地理、历史等。十月,梁启超再次回到广东。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梁启超与李惠仙一起回到北京,再次寓居在新会会馆。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工部主事,而梁启超却落了榜。关于原因,有文章如下记载:考官阅读梁启超试卷时,为文中纵横磅礴的气势、洒脱不羁的风格和绚丽多彩的文句所动容。通篇文章中的思想与康有为相同,尽管考官对梁启超的试卷爱不释手,但考官生怕是康有为所做而错打高分,并因而得罪主考官、大学士徐桐。所以,考官只得忍痛割爱,在试卷上题跋“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收时”。

  在此也要提一下关于康有为中进士的话题。近年来,对于康有为是否中进士有不同说法。据《清史稿·康有为传》:“康有为,字广夏,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但有不少人认为康有为并没有中进士,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一明确的证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的光绪二十一年共两百九十二名进士中,并没有找到康有为的名字,甚至连康姓的进士都没有。不过,另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以及《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登科录玉音》等材料记载,康有为以“康祖诒”之名参加会试,中第五名,后改名“康有为”参加殿试,在殿试中得二甲第46名。

  尽管梁启超没有中进士,但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给他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从1890年第一次到北京,再到1898年逃亡日本的八年时间里,他的许多活动和前期的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新会会馆虽非真正意义上的梁启超故居,但与梁启超有着重要的联系。新会会馆的保护也历经曲折。多年前,我曾到新会会馆探访,高大的门楼已由红砖翻建,大门早已不知去向。空空的门洞,显露着院里的一切。门梁之下坠挂着两个红色的灯笼,上面落满了浮尘。当时,被梁公称为“饮冰室”的中院三间北房还在,院内不少住户房屋已经腾退,违建正在拆除,人们都期待着新会会馆以新的面貌示人。多年过去了,近日再去,新会会馆仍旧破败,周围的建筑拆了,新会会馆成了孤岛。两面还有一些住户没有搬走。不过,院子的格局基本还在,只是大门上的灯笼没了。

  除了新会会馆,还有一个地方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轨迹,那就是松筠庵。松筠庵也叫杨椒山祠,位于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路南12号,坐南朝北。它是明嘉靖年间杨继盛的故居。清初改为松筠庵,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将其正屋辟为杨椒山祠。道光年间增修后花园的谏草堂和西南的谏草亭。

  就在1895年梁启超入住新会会馆,再次准备会试时,发生了一件举国轰动的大事: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梁启超发动广东81名举人联名上书拒签合约,昼夜奔走宣南各会馆,动员各省举人上书,协助康有为召集在京的应试举人1300多人,他们聚集在松筠庵和对面的嵩云草堂,商议向清廷请愿的事情。与会者一致推举由康有为起草奏书,康有为在谏草堂内奋笔疾书,写出了1.8万多字的《上皇帝书》。书中明确提出了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三项主张。

  梁启超等人把这份上书抄写多份供大家传阅,举人们打算于5月2日前往都察院递交《上皇帝书》,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在正要递交《上皇帝书》的时候,传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而且第二天又传出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这份万言书并未递交。尽管“公车上书”失败,但梁启超的戊戌维新运动正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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