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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机村史诗》为五十年乡村变迁作传
2018-06-14 07:50:36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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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村史诗》(六部曲),阿来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233.80元(精装)

  阿来的《机村史诗》由六部曲组成,每部又分别由一部小长篇、一篇事物笔记和一篇人物笔记共同组成。

  阿来说,他并非刻意追求结构的突破,而是故事需要。从他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当代乡村不再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很多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并不像《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传统乡村题材小说里写的那样有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乡村的经验和历史,都已在城市化进程的辐射作用下,变得零碎和断裂。此外,阿来认为当代乡村里的人物,也再不是始终处于舞台中心的一个或几个了,他要写的,都是散落在各处的小人物,且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中各自扮演主角。

  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和准备,阿来最终在《机村史诗》中搭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花瓣式故事框架,搭建了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并由此成功为本书真正的主角——藏族乡村——留下了纪念碑式的文字,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乡村变迁的潮流依旧翻涌不息的时代,翻开《机村史诗》(六部曲)的最迫切的理由。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机村史诗》,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阿来:这是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90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目的在于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

  我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我给这座村庄另起了一个名字:机村。“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乡村是我的根子,也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中华读书报:距《空山》初版已过去十几年,为什么再版会以“机村史诗”的名字,以及“六部曲”的形式来重新呈现?

  阿来:《空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权期满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名为《机村史诗》,小说是六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浙江文艺的版本和作品在形式上更吻合。

  这部小说不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文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每个故事都各有主角。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

  中华读书报:您在写作中一贯秉持的原则是什么?

  阿来:我比较自信的就是,我只是真实地记录。我自信我自己在从事文学的时候,尽管对社会有所批判有所质疑,但我不是心怀恶意,我希望这些不好的问题得到有效克服,有错就改,希望社会变得更美好,更和谐,我没有别的动机。

  中华读书报:写乡村,既不是描绘乡村的风景,也不是书写乡村的挽歌。

  阿来: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看起来具有强烈的特殊性的机村,其实也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

  中华读书报:机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森林的消失。

  阿来:乡村在时代变迁中,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自然环境的毁败。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当年,涉笔这些森林的毁败时,我心里的痛楚,甚至会比写乡亲们艰难的生活更为强烈。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所以,小说里有了一个人物,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这是我真实的发现,而非只是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中华读书报:听说阿来研究中心正在编写《阿来研究资料》?

  阿来:过去他们一直想编,我不同意。有很多评论文章表扬来表扬去就是一二三,更多的评论文章是另外的文章的重新组合和变相,尤其是为了拿学位的文章。有一两篇骂我的评论也选进去了。之所以选入,不是认同他的观点。第一,我经得起骂;第二,我并不认为自己作品出来就无往不利,所有评论都是认同。表达来自批评的声音,这本研究资料会更丰富。

  中华读书报:您会看那些评论文章吗?

  阿来:很多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我自己很少看。读一篇文章或者小说,第一个自然段读完就知道这文章是否值得读。读得不舒服,没有任何吸引力就算了。我是被研究对象,但是和研究者没有交集。研究是怎么发生的?大部分论文抄来抄去,不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和研究对象一起来做讨论,可能会有些好处。

  中华读书报:有些高校设立驻校作家制度,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阿来:确实会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对当代文学的健康成长有好处。现在很多学科建设自觉和创作隔离了,从文本到文本的游戏,难免和作家的想法南辕北辄。

  小说的创作内容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自己也在思考一些问题,通过深入的讨论,提升档次,改弦更张不可能,只是深化一点对问题的认识。西方有的学校长期有驻校作家。所以有人说外国不养作家也不对,只是养的方式不同而已。

  中华读书报:您喜欢什么样的评论文章?

  阿来:我不喜欢评论文章。文学作品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就是阅读,然后大致就有一个评判。对一本书不必展开,三两句话就可以,非得弄那么长。我们并没有惊天的理论,只有属于自己的理论。有些评论有毛病,最大的毛病,是陷在不同的西方理论中拿一个概念对应我们的作品——对应的也不是作品,而是我们作品中的某一个局部正好可以印证他的理论;有的甚至不是文学理论,只是过时的道德批判,没有真正深层次的理论批评。如果道德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世界就好办了。他的评论不涉及文体,一涉及就错。所以先让自己站位于道德制高点,然后挥舞鞭子。严格意义上这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

  中华读书报:您给人的多数印象是不苟言笑。很想知道,这样严肃的作家如何看待情感和婚姻,情感会对作家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阿来:婚姻可以存在也可以消亡,要承认情感有高潮也会有低潮。情感波动多对写作一定有好处。我不能想象一个人,意志非常坚定,情感波澜不惊,能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多年过去,您的作品生命力不减。

  阿来:最近有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集,还有诗歌。很多是1990年以前写的,现在拿出来卖得不坏,还有生命力。

  艺术形式、观念可能会变,可能会过时,但是我们紧紧盯住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着眼,可能就是常看常新的。现在的文学有一个问题,一段时间这个兴起一段时间那个兴起,要么是观念更新,要么是创造了某种技巧,文学流派就是这么命名的。但不管是什么都会很快过去,新技术会变成老技术,新观念也变成老观念,当时看起来很新锐,过一阵子看起来毫无价值。文学保持生命力,还是要写人、人性、人道。只要这种关注在,而且你的关注真的达到一定深度,作品就有生命力。我的作品核心永远是人性。(鲁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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