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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宋书》的学术传承
2018-08-08 09:49:32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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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约《宋书》记叙了从东晋后期刘裕兴起、刘宋立国到灭亡的整个历史。《宋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部分内容有所脱漏和阙失,后人用《南史》及《高氏小史》等材料来补阙,比如卷六《少帝纪》、卷四六《赵伦之到彦之王懿张邵传》、卷七六《朱修之宗慤王玄谟传》等。其中补阙,有补而不全者,有误补者,有阙而未补者。补而不全者,比如,补录之后的卷六《少帝纪》,卷末仍阙“史臣曰”等内容;卷六七《谢灵运传》、卷一〇〇《自序》中仍有多处阙文。有原本不阙而误补者,比如《张畅传》《张敷传》,《宋书》中本分别立传,各自见卷五九和卷六二。但在据《南史·张邵传》补录《宋书》卷四六《张邵传》时,补录者未通检全书,将用“带叙法”附于《张邵传》之后的《张敷传》《张畅传》也一并抄录。因此现《宋书》中的张敷和张畅的传重出,各有两传,属于误补。卷四六中,仍然阙《到彦之传》,阙而未补。但不管补阙结果如何,补阙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补全原书、接近《宋书》的原貌,还原一个完整的本子。

  《宋书》的刻本,始于北宋嘉祐年间。流传至今的《宋书》本子,依次主要有宋刻宋元递修本(下文简称“宋元本”)、宋刻宋元明递修本(简称“三朝本”)、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简称“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简称“北监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简称“殿本”)、清同治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本(简称“百衲本”)。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了点校本《宋书》(简称“点校本”),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修订工作,2018年5月出版了修订本《宋书》(简称“修订本”)。

  《宋书》这些本子的刊刻或出版,前后相继,不断整理,其主要目的就是做一个更好、更可信的本子,定一个标准的本子。而且,刊刻和整理的过程,也是学术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

  殿本《宋书》是在万承苍的主持下,在北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校勘工作,校正了北监本的许多讹误,而且书后附有万承苍所作《考证》(即《殿本宋书考证》)。从万承苍《宋书跋语》可知,正是感到很多《宋书》版本不可信,因此参校众本,“详求厥中,择其合者录为正本”,就是后人所谓“择善而从”的整理原则,是为了推出一个胜于旧本的新本子。“至若诸本悉误,无可据依,姑阙所疑,不敢擅改”,是其主要校勘原则。

  万承苍的整理和校勘原则,为张元济先生所继承并改进。张元济“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校史随笔》自序),援据众本,“为了使全史保持或尽可能地接近原来面貌,不影响历史的真实性,张元济倾全力搜寻最早、最好的本子……所缺部分用他本补配,补配者要与原本相称,尽可能做到宋本宋配,若做不到,就退而用其次者补入”(张树年、张人凤《校史随笔》导读)。张元济校勘《宋书》,以宋刻眉山七史宋元浙中递修补本为底本,配以嘉业堂刘氏二十三卷、铁琴铜剑楼瞿氏及涵芬楼十卷(元明递修本),以清乾隆武英殿本为校本,以三朝递修本、明北监本、明毛氏汲古阁本为参校本,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对原底本进行了校勘、挖改、描润工作,成百衲本《宋书》。其校勘之精,影印之工,兼具校本与影印本两者之长,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当时最标准的本子、一个新的定本。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评价《百衲本二十四史》说:“从此全史中出现了最标准的本子,可据以订伪补缺,对史学界的贡献为最大。”

  和万承苍、张元济等前代学者一样,王仲荦先生在点校《宋书》时,也是互校众本,“择善而从”。点校本《宋书》的《出版说明》中说:“这次点校《宋书》,用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元明三朝递修本(简称三朝本)、明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毛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商务印书馆影印三朝本(简称百衲本)互校,择善而从。”“择善而从”的做法,就是在点校者的心目中有一个“善本”,也是要定一个新的标准的本子。虽然点校本未明确说明使用的底本,但是我们通过正文文字、校勘记异文的罗列等进行版本对比,可以发现,点校本《宋书》实际上是以百衲本为工作底本的。除了互校众本,进行对校,点校本《宋书》搜集了大量的他校材料,用来校勘的他校材料有《宋书》之外的其他史书,还有类书、政书等其他材料,还充分利用了前人的校勘成果(见点校本《出版说明》)。王仲荦先生治学严谨,对于脱漏者,都尽量补足;对于能够明确判定讹误者,则删改;对于因缺乏足够证据或版本依据,难断是非,或属两可情形,均只校不改,仅以存疑方式列出。新的整理点校本,分段标点,并有校勘,便于阅读和研究使用,成了最为通行的本子。王仲荦先生运用现代的古籍整理方法,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宋书》的新型现代整理点校本,具有开创和开拓之功。

  点校本的使用通行已有半个世纪,我们发现,由于多种原因,点校本本身有瑕疵和缺憾;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宋书》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在丁福林先生主持下,以王仲荦先生的整理点校本《宋书》为基础,在新的时代观念、新的学术研究方法、新的技术手段条件之下,进行了全面的修订。相比之前的《宋书》本子,修订本有许多优长之处,有更大的学术价值。

  首先,底本选择明确而精当,通校、参校版本较为全面。整理校勘古籍,底本的选用至关重要,这是后续研究的基础。底本选择不善、不精,则会先天不足。没有明确的底本,往往会顾此失彼,无所适从。通校、参校版本是否全面,也关系到校勘的正确与否。点校本《宋书》是众本互校,“择善而从”,没有明确说明所据底本(我们分析发现主要以百衲本为工作底本),因此,只要是“善”就可以选择,对于“择善而从”的文字,依从哪个版本,大多没有出校记说明来源和版本依据。修订本《宋书》在“修订凡例”中明确说明“以百衲本为底本”。与点校本相比,修订本在通校本中多出了“南监本”,在参校本中多出了宋元递修本,更为全面、合理。南监本早于北监本,是北监本的母本,应该是比北监本更重要的通校本,而点校本忽视了。

  其次,体例与凡例的完善。该书整理校勘的体例或凡例,是对古籍整理校勘原则、工作方法的统一与规范。校勘原则与方法是否科学、得当,决定了内容是否条理明晰,结论是否正确。修订本书前有《点校本宋书修订凡例》,明确说明了整理校勘所依据的底本、通校本、参校本、校勘原则、校勘方法,对原点校本成果的吸收、继承和修订情况。当然,这是现代学术观念下古籍整理校勘所具备的规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未能完全施行,点校本《宋书》也是当时大环境里的产物。

  再次,篇目的设置更加准确、全面。作为一部系统的图书,篇目的设置是全书内容构成的基础。《宋书》的篇目在流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点校本在整理时重编了目录,修订本基本遵从了点校本的编目,同时或修订其中篇目讹误,或补全了篇目脱漏。

  最后,对具体正文文字的标点、删改、增补和校勘记的修订(此类实例较多,不一一列举)。修正了点校本中的一些标点错误,对正文文字进行了删改、增补。改写或删除了有些原校勘记。原校勘记有误者,予以改写;无须出校记者,予以删除。增补了更多的校勘记,凡底本有讹脱衍倒者,均改正增删,一律出校记说明;凡有版本异文,而无法判断正误者,列出异文校记说明。

  从《宋书》的流传与整理校勘的纵向发展来看,修订本《宋书》与之前刊刻整理各版本的学术精神、史学传统一脉相承。从北宋嘉祐年间《宋书》的刊刻,到殿本《宋书》的整理校勘,到张元济先生百衲本的整理校勘,到王仲荦先生的整理点校,再到修订本全面吸收已有成果、集古今众本的优点和当今研究的成果于一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尽可能地接近原貌,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体现出的就是求真务实的史学精神。世代相继,不断完善,传承、发展着我国史学的优良。只不过,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学术制高点,从殿本到点校本,再到修订本,都是如此。修订本所代表的是当今时代《宋书》整理的最高水准,也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最可信、最标准的本子。

  (作者:杨晓斌,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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