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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中的回忆:燕南园中的林庚
2018-09-16 07:52:55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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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着车,径直冲进燕南园。静静的,下午的阳光很烫。面对一幢幢汉字般矗立的旧宅,有些许敬畏的情绪。想找的那所房子,转了一圈,仍不可寻。问了路,才在燕南园郁郁的深处,找到了林庚先生的家。

  两年前曾造访过的这所宅邸,竹林依旧青青翠翠地包围着小楼,小楼旁,是一个大园子。凌霄花们沿着陈旧的建筑盘旋而上,并且非常精致、非常灿烂地火红着。后来林先生证明,他的这个园子是燕南园中最大的一处园子。除了中间有一小块地,看出有莳弄的痕迹,其余处,则随心所欲地长满了生机勃勃的野草。间或有一两株向日葵,卓尔不群地立着。主人种的,有月季,玉簪,还有连他自己也叫不上名的花。

  按响门铃,便看到纱门后林先生稳稳地走来,仍是旧样,精神却仿佛好得许多。上一次,记得是在冬天拜访的他。

  他的房间,出乎意料地整洁。或许在访问过诸多文化老人的家几近一致的零乱和丰富后,便更加惊异于这里的一丝不苟和简洁。有玻璃门的书架上,书籍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按套排列着。没有玻璃门的书架,则用大透明纸罩了起来。地板上,一尘不染。墙上,挂着林夫人的遗像,很年轻的样子,安静平和,眼睛极中国地望你。林先生说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有一个上大学的外孙与他暂时同住着。另一间屋子里,果然传来活泼的谈笑,音响中的音乐和几声断断续续的笛声。林先生坐在旧圈椅中,谈诗。

  年轻时,林庚先生是名震一时的诗人,写自由诗,属现代派。正春风得意时,他却突然宣布要放弃写自由诗。而要开始探索写新格律诗。为此,他的好友戴望舒很是不解,先是劝说,后来还吵了一架。林先生当时认为,新诗的出现,是一场革命。革命过后,应考虑建设。而自由诗,始终面对白话散文的压迫,以致无法自拔。所以新诗须有一种形式,才能区别于散文。自此,他开始了艰苦地独自探索。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林先生考入清华,先物理,后中文。1933年毕业,留校任朱自清先生助教。后因酷爱写作,翌年春,他跑到上海,想当职业作家,当然,这仅仅是诗人的一厢情愿,不久,美梦即醒。他打道回京,在诸高等学府辗转任教,抗战爆发后,后任教于厦门大学,著《中国文学史》,被朱自清评价为国内三部最有影响的文学史之一。另两部,为郑振铎与刘大杰所著。

  1954年,林先生在旧著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册。然而,下册却因以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不得进行。现在,这成了他最大的愿望之一。但他,也终于老了。虽然思路尚敏捷,但手发颤,写字困难。所以,要完成几十万字的巨著,当须有极大的毅力。林先生已有了初稿,他希望能在年末改毕。

  林庚先生的诗歌主张,如今已鲜有人知。但他却坚信,新诗的格律化是诗歌获得新生的一条必由之路,终有一天会得以实现。他甚至从中国诗歌波澜起伏的发展史上,找到了佐证。他为此孤军奋战了许多年,实在是有种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的寂寞的。没有辉煌的战绩,这应该是十分遗憾的事。但他却不悔,就像他所著的《问路集》一书那样,他表示要不断地探索下去。生命不止,问路不止!

  在林先生八十三年的岁月中,诗充盈着他的灵魂和生命。他最初涉足旧体诗词,然后,写自由诗,写新格律诗,即便是做学问,也与诗密切相关联。今天,在《楚辞》和唐诗研究方面,他有着一言九鼎的发言权……

  自1947年始,林先生北归应聘于燕京大学,遂迁居燕南园。他是这里的“元老”居民。他爱燕南园。

  林先生生于北京,他最爱北京的早春和秋天。他爱打篮球,从年青,一直打到不惑之年。以后,改打乒乓球,至花甲之岁。再往后,他便用唱歌来替代体育锻炼。据说,他用的美声唱法。听得出,他的嗓子不错,望着满目青葱的废园,林先生告诉我一条出燕南园的新路。

  穿过他的园子,穿过那凌霄花装饰的门楼,竹叶装饰的窗;穿过那孤独的向日葵和冰心玉魄的玉簪花……燕南园外,正好是一家银行储蓄所。无端地,竟想起林先生早年的诗句:

  因为把寂寞交给了感情

  我已支付了最后的储蓄

  下

  很多年前曾有幸见过林庚数面,无一例外是在他燕南园中的家中。上篇的文字写于1993年8月18日,距今已然25年了,林先生过世也竟12年了,光阴忽忽,墓木已拱,往事历历,人何以堪……

  1983年毕业分去北京,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喜欢首都的种种,其中之一就有北京的气候。后来奉父母之命南归,最惧怕的,也是上海的气候:冬天湿冷,没有暖气,夏天则溽热非常,彼时,空调尚是稀罕之物。

  回到上海的第一个夏天,果然如期而至让我难受至极。直到有一天,邮递员送来厚厚的一件纸包,打开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林庚先生寄来的一本书——他最新出版的长达六十多万字的《中国文学简史》。那年夏天,工作之余的我,就在阅读林先生的大著中度过。读着他精辟而优美清新的文字,仿佛酷暑顿消。

  最初知道林先生的大名,是在万航渡路1575号的大学校园里。那时,疯狂地爱着新诗。我知道在一九三零年代群星璀璨的新诗人中,林庚先生是其中耀眼的一个。那时,我当然不可能想到若干年以后,在一本诗选中,我竟有幸与林先生相会。那本诗集是花城出版社的《朦胧诗300首》,1989年6月出版,印数30000。编者肖野,责编林贤治。林庚先生选进的诗目是:《无题》、《春晚》、《春天的心》,我被选进的诗是:《明十三陵断章》《在远方》。选编者肖野是谁,至今不知,此书我是在当年8月在北京新街口书摊偶然得见的。当时,我正准备从服务多年的法大离开,去往一个新单位。写诗的事情,就是那时下决心准备揖别的。

  在后来结识的北大诸位老教授中,林先生是我互动较多的一位。回到上海之后,我与林先生每年仍互通音讯,除了请安,我还简略地问学。比如,因为我也喜欢旧体诗,林先生在1996年11月11日的来信中,应我的请求抄录过4首早年所作的旧体诗词给我。其中,有词两首,一《菩萨蛮》、一《谒金门》;有诗两首,一五绝、一七绝。

  我在马嘶先生2008年出版的《林庚评传》中找到了前三首,最后一首七言绝句则未收。查阅201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所出的《林庚诗集》,亦只收了前三首,最后一首未收。这部诗集,编者所云出自2005年九卷本《林庚诗文集》,编者称得到了林先生的“亲自指点”。如此,马嘶大著中所引诗词的出处,应该源自《林庚诗文集》。那一首林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特意注明写于1932年“九一八”周年的七绝,如果确实没有收入各种出版物,那林先生所留下的吉光片羽就太可珍贵了。

  与林先生保持着信函往来不同的是,在北京期间,我与林先生的当面晤谈并不很多,但每一次的交谈都很是欢畅。但回想起来也不是没有些许遗憾,一是那时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诗歌创作,所以与林先生新诗创作上的交流太少。林庚先生的新诗创作历程,其实就是中国新诗的成长史。二是虽然我们的交谈似乎没有任何障碍,但我们都明白,要回避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特殊的名词。放到现在,也早已不是问题,但在当时(至少在我自己心里),总认为那是一个林先生不愿意触碰的话题。即在“文革”末期,林先生曾短暂地做过“梁效”顾问。假如,仅仅是假如,当年的我如果能更诚恳一点,或许林先生愿意解开很多人心里的疑惑,甚至,有可能会因此卸下林先生的精神“重负”?

  那时,我们会在新年互致问候,林先生给我是总是一张贺年明信片,称呼永远是“吴霖君”。林先生那时也还在写一点诗,有一次,他还曾特意把一首新作抄在一张硬卡纸上,放在信笺里寄给了我。

  在为数不算少的信函中,我和林先生相互提及《中国文学简史》一书的频率很高,老人家一直视完成该书为人生夙愿。我在1995年7月收到此书,从此书后记中得知,林先生是在1994年5月4日(一个多么富有意义的日子)写完他的后记的。次年7月,此书面世。从版权页得知,书是7月出版的,而林先生在扉页给我的题词也为7月。我当时很感动,立刻写信给林先生,一是道谢,二是询问印数几何(因版权页未载印数)及其他一些出版方面的情况。不久,林先生的回信让我更加感动,他寄我的,竟然是他拿到手最早的十本样书中的一本!

  1996年11月24日,我又在燕南园与林先生见过一次。为什么日子记得如此肯定、清晰?因为,那时我在摊上买到一本林先生早年的著作《诗人李白》。为1956年8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1957年9月第四次印刷的版本,印数51000。关于此书,后来林先生在信中曾告诉我,此书书稿和《中国文学简史》为文怀沙先生为“新文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所约,书名的书法也是文先生所写的。

  关于此书,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细节,该书的原主人,将购书发票仔细贴在了书后,购书时间是1958年12月22日,书价:0.42元。在扉页,原主人留下了签名、购书地点和时间等信息——“李昭购于黑省肇源,1958.12.24”。这个热爱文学的李昭是谁呢?

  林先生就在那一次见面时,在我带去的这本《诗人李白》的扉页签了名并留下了时间记号。为写这篇补记,我在书架上找到了此书,发现其中夹着两页北京大学的信笺纸张,是我的笔迹,这应该是我当天访谈的速记。那天,他告诉我,他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是《夜》,发表在《现代》杂志。他在上海的住处,是在愚园路上。而愚园路,离我现在的居处,咫尺之遥……

  关于燕南园,据说北大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北大的名教授不一定住在燕南园,而燕南园中住的,一定是名教授!”在我记忆世界里,在那燕南园的深处,经过一个青砖门楼,是林庚先生的家……

  呵,永远的燕南园62号!(吴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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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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