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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背后的学术立场
2018-10-26 07:51:06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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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代学术、思想及文化的进步,取决于创新与守成之间的巨大张力。若以旧时航海为例,前者如高扬的风帆,后者则是沉潜的压舱石。外行只见新旧之间的对峙与碰撞,内行方才明了二者的相辅相成。没有传统根基的创新,不是前途无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没有未来导向的守成,也不是蕴藏无限生机、蓄势待发的“旧”。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求新求变的异说纷纭,与求稳求真的泰山不移构成合力,且相得益彰。

  不管守成还是创新,都必须对传统保有某种温情与敬意。这里所说的传统,既是精神境界,也是物质形态——那些记载或蕴涵着史事人物、道德文章、嘉言懿行、人情物理的典籍,是一个民族最值得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就难怪,学界、民间及政府均对此高度重视。从1958年国务院在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起,这六大任务——整理和出版中国古代名著基本读物、出版重要古籍的集解、整理和出版总集或丛书、出版古籍的今译本、重印/影印古籍、整理和出版有关古籍的工具书——便始终在积极推进中,也取得了耀眼的业绩。再加上近年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今人若想读古书(不谈能力及趣味),逐渐变得唾手可得了。

  相对来说,近代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曾多次提及:“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1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必须伴随着近代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可惜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尚未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考虑到大部分晚清及民国图书的纸张十分脆弱,经不起再三翻阅,很多图书馆已不再出借了。这个时候,采取必要的保护手段,让更多作品能长期保存且传承下去,变得刻不容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趣味,今人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不妨把眼光放远、门槛降低,借助新的技术手段,让更多图书入围,尽可能扩大保护圈。表面上看,这只是出版行为,可背后隐含着学术立场,那就是取“守先待后”的姿态,对历史负责。

  史料乃学术之本,没有相对完善的资料积累,学界很难展开深入研究。在此意义上,存一代文献,乃学者及出版社的共同责任。晚清以降出版的众多书籍,近二十年虽也有不少整理与重印,但像《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这样网罗八方,规模宏大的计划,尚属首见。若能顺利完成,则嘉惠学界,功德无量。

  编委会同人对此计划十分赞许,愿意投入其间,与越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用十年左右时间,分批分辑,以最大限度保存历史信息的形式,推出大约万种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图书。这里所说的“文学文献”,含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译作等六大类。具体操作中,如何面对跨文体写作、文学研究的边界与范围,以及同一作品选择何种(或多种)译本等,这些都考验编者的眼光和趣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调整。

  大型丛书的编纂,对于出版人的勇气、见识与耐力,是个严峻的考验。此外,如何采用新技术,给图书馆及阅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方便,也需要认真斟酌。考虑到丛书篇幅巨大,加上不是一次性推出,即便有索引卷,也会查阅不便。托数字化的福,读者扫描每类各编最后一卷的二维码,可获得本编百册图书目录(可检索)。随着工程的进展,我们会在网上提供已刊图书全部目录,供使用者下载。

  不同于书斋里的个人著述,如此规模的文化工程,需要出版人、图书馆、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通力合作,再加上政府及民间的支持,方才有可能顺利完成。“开篇”固然不易,“凯旋”实际上更难。中国人喜欢说“有志者事竟成”,希望这是真的。(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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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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