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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书法的复兴之价值意义
2018-10-31 20:36:12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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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化书法的一脉双流:中国书法文化的体系价值与文化特征,是书法长盛不衰、泽被绵延的优势所在。

  客观考察,中国书法之所以源远流长、长盛不竭,是与中华文化从未“断流”相一致的,历史上,书法从来具有其相对准确且稳固的性质特征、根本精神、功能定位,一如上述。无论从汉字发展还是书法延续的角度看,都是如此。一是以书帖临习和师承为手段的学习方式,二是以文人书法为大统的创作实践和研究实践。其间,结体、用笔、章法或会新变,点、线、面、黑、白、灰的运用或会新创,特色、风格、流派或会新出,但上述两点,一直具有稳定或超稳定性。清代的书法变局源于一个“碑”字,这是其表,而深层的原因则是清代的文字狱等大生态带来的学术文化界的变化、士人心态的变化,讳今避今而复古崇古的思潮大盛,托古言事、借古喻志成了文士的唯一通道。史学、考据学、朴学、金石学大行其道,考据的对象细分空前,书法当然也裹挟其中,突出表现便是“碑学”大盛,杂以“民间”意识的出现。毫无疑问,这种时事、学术杂糅一体思潮,既符合当时士人的实际情形,又契合他们的价值取向、学术取向和审美取向,比如对于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来说,另一方面,也是书法久而求变、久而生变的时代必然,有其深刻的时代逻辑和专业逻辑。自此,碑学鼎兴,乃至绵延至今。由此产生的碑、帖之争,由此生发的孰优孰劣相较,由此出现的何为复古主体争议,由此也提出我们立论的文人为主线的文化书法价值意义,该如何认识?

  其一,如何总体评估碑书价值。有清一代,论及碑书的书家、书法批评家大都是碑书的粉丝、拥趸,从傅山之大赞汉碑隶书的朴拙、自然、天趣,到陈奕禧、何焯对北碑的激赏,阮元对南北碑书分派的研究,直至康有为试图成系统地为碑、碑书树碑立传,无不如此。从文化复古、追求传统书法的谱系和精神价值角度看,特别是从丰富发展书法生态的角度看,清季碑学兴起,功在千秋,从此,碑、帖一起,比肩、批量进入中国书法史的大雅之堂,从此,书法中国愈益丰满厚重。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当时事情绪压倒性地泄入或渗入书事,当矫枉过正成了时尚,当崇碑并抑帖、卑唐并举,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摧裂着、颠覆着文化书法的传统。

  其二,书学研究的泛时政化、形而上学化、情绪化随着尊碑而出现,一定程度上抑制和破坏着书法发展和文化书法精神延续。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充满才气和学术识见,但正如众多论家所言,其中存在着较明显的考据不足、学术准备不足还有书法创作实践及书法研究功底不足的弊端,颇有硬伤。而泛时政化、情绪化又推波助澜地使之提出“抑帖”“卑唐”,失却客观公正的科学研究精神,导致片面性,以至于导致一种言必尊碑、逢碑必尊的盲从风气,以及对“无名氏”们的盲目礼赞。⑥ 说到对“民间”书者的礼赞,不能不提傅山。傅山在中国书法史上占领一席之地,毋庸置疑,但是,他在泛政治化、非专业化、情绪化及形而上学化上,同样未能“免俗”,包括他的著名的“四宁四毋”说,一样有其疵误,同样受到批评家的诟病与批评。⑦

  其三,碑书与帖书,碑学与帖学,文士与民间,知名与无名,等等之间,是有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还是主流与支流?是只有一条主线,还是有两条或多条主线?这是考察中国书法史的一个关键,也是本文所立论的以文人书法为主线的文化书法史的关键。在康有为等论者看来,这是判然有别的,因此他们才会有尊碑而抑帖、卑唐以及“宁……毋……”公式的出炉。而认真检索中国历代书法发展的线索,我们会十分清晰地发现,几乎在各个历史时期里,各个层面上,都是文人书法、文化书法在起主导、主流作用。帖书、帖学自不必说,皇家、文士书法实践自不必说,上文我们已然讨论。碑书、碑学,这是又一关键。一是由于年代湮迹,一是由于碑不署名,于是便有了许多不确定、不清晰、不明白。首先是碑书之总体上的刚劲雄强,跃入眼帘,的确给习惯了帖书的眼睛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冲击传统审美感受,一新风格,一新耳目,于是尊北碑、尊魏碑,尊汉碑、尊古碑,但细细考察,一些草蛇灰线便会逐渐淡出、定格。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首先,碑之南北派之分牵强,南碑北碑并无明确的不同师承,总体而言它们都合乎传统中国书法大统;其次,碑因契刻而棱角分明,乃至雄健刚毅,又因时光之手,而染康氏等所激赏之古趣,因熔铸而古朴、而表象异于帖书的金文同理,换言之,金石材料等的使用不同,也会造就观感、审美之别;再次,深入一步,碑书作者也并非一定是籍籍无名的草莽小民,无名并非“无名”。有传说有记载的首推李斯,刻石记碑,史上白纸黑字称祖其人,对此故实虽有讨论,但其中揭示的规律分明。李斯当然是高官高士,而最早的碑书就烙上文人书法印记。李斯没有落款署名,世代相袭,中国的碑书,不管是记功叙绩,还是悼亡追诔,大多不署书家姓名。但契刻书写的脉络、传统是清晰的,蕴含的逻辑是清晰的,这就是其中的文士的隐约而确定的身影。皇家、官家、巨商大贾们的各种碑刻,当然是各级各路文士手笔,即使民间,一样会延请当地最具文士资格身份者操刀执笔。历史上,韩愈是一位墓志铭文稿的好撰稿,试想,韩愈之文,会随便交由什么人去书写契刻吗?同样,清人一力推崇的若干佛经、佛事碑书的书写契刻,会让随便什么信众去做吗?唐楷几位大家,不少都留下著名碑刻书迹,如颜真卿的《颜家庙碑》然。事实上,如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张怀瓘《书断》所记书家,不是帝王,就是士人,否则绝无可能入其法眼,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古之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逸士者,民间山野文人之谓也。⑧ 这些年追寻“大院”成热,我们看看南北各路“大院”,无论是北之王家大院、乔家大院,还是江浙皖等南之大院,闽南古宅大院,其中留下的刻、写书迹,都或出之官身,或是当地文士之手。江南园林亦然。因此可以说,碑书之所以有价值,其书家必是“高士”“逸士”,必是时之书家、时地之书家。因此我们说,中国书法,无论帖书还是碑书,都是文士书作,都是文化书作。

  有一点需要再三强调,古之文士,善书者,必是善读者,乃至饱学之士。书法是随同四书五经、策论文章配套的重要技能,同时也是修养,是人文底蕴。看看历史上十分著名的书法大家大师,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书家”,李斯、王羲之如此,颜欧柳赵如此,张旭怀素等也是如此,他们或官或士,或僧或道,但骨子里有一共性:都是文人,他们的书法,都是文士书法,都是文化书法逻辑链条上各自闪光的一环。

  还有一个考察纬度是书法品藻评骘。我们会发现,数千年书法批评史上,书法品评、书法美学的标准几乎是一把尺子,即同一套话语体系。品人如此,品书亦然。“五品”也好,“九品”也罢,评帖也好,品碑也罢,皇家也好,士人也罢,都在说相同的话,即,都在熟用同一套文士们的书法观、艺术观,还有价值观、社会观。法、理、格、度、势、象、意,神、精、气、骨、筋、肉、血、脉、形、质、情、性,刚、强、雄、毅、能、力、浓、雅、工、功,柔、美、媚、妙、佳、淡、逸、散、润、和、熟、生、韵,如此等等,有人说是中国思维的发散式所致,也有人说,这是东方宇宙观广大包容所致,我看都是,都是在中国文人的思路里腾挪踢跃,都是文人书法、文化书法的招数、路数。即如傅山、康有为之属,政治话语、家国道统有时影响他们的艺术评判,但往往激进昂奋其表其外,文化文脉其里其内。看看他们的书作和书法评论、理论,当会一目了然,深嵌在骨髓里的文人气、文人味时时呼之欲出。这,就是文人书法、文化书法的精气神所在、价值所在。

  当然,我们承认并尊重纯技法成就的大家名家,承认并尊重民间有高手,但是,我们要说,一般而言,靠纯技术可以成为大匠,但难成大家大师,大匠也会成为大师,条件便是一个“文”字。没有文化素养、教养、学养的技术派,底蕴不足,驾驭书法结体、用笔、章法布局也许可以,但驾驭“字外功”、“字外艺”、“字外义”时定会捉襟见肘,露出本相。同样,极少数就是极少数,个案就是个案,个案从未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几千年中,民间当然会出现史所未载的书法人才甚或天才,但绝不足以比肩、抗衡文士书法,不会动摇这一基本架构。这是中国文化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现象:先秦散文必非诸子莫属,汉赋必称杨雄司马相如,骚必屈原,而唐诗李杜,宋词苏柳,如此等等,就是那么一些文人,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座文化高原、文化高峰。这是铁的事实,世所公认。书法亦然。中国书法史的主流,就是本文一直在说的文人书法、文化书法,舍此无他,这也是铁的事实,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彻底揭盖的、少人言说的秘密,没有必要避讳,是打开天窗的时候了。这样做,不仅利好书法发展,对发展和传播优秀中华文化更大有裨益。一句话,崇碑可,贬帖不可,卑唐不可;讳言文人书法、文化书法为标志的中国书法主流价值断乎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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