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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闻歌似是故人来
2018-11-06 07:50:43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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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浙江美术馆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马一浮书法展”。记得在展馆,我被六十多份诗稿复印件吸引,写诗的是马一浮学生,但见每份诗稿上都细细标注了马一浮的眉批和阅评,字字句句看不到什么大道理,就是一个老师对学生手把手地花心思教授。不知这些诗稿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想必有学生对老师的念念不忘。看这样的诗稿,不难体会这跃然纸上的已非书法艺术本身,而是一个无私帮助小辈的大师之手。中国自古就有关于“经师”和“人师”之论。经师者,“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者,“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都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对人师者马一浮,铭记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了。

  舍我其谁

  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有一回到杭州特意拜望马一浮。以梁漱溟的学识和脾气,能入他眼的不多,对马一浮却抱以十二分的敬重。日记中,他道:“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马一浮则以两本木刻古籍相赠,这般往来,是两个士人的惺惺相惜。军阀孙传芳也曾慕名去延定巷拜访马一浮,却被拒之门外。家人怕事,劝他说,是否可以说不在家?马一浮却道:“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

  延定巷,是杭州不起眼的一条小巷,如今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对马一浮来说,他并非生来就在陋巷。和同龄人一样,为寻救国之路,他也是剪掉长辫的热血青年。1903年7月,“万里来寻独立碑”的马一浮抵达美国,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西方思想著作,此后又去了英国、日本。两年多的出洋经历,让原本崇尚西方“新学”才能改造中国的马一浮,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不觉得这样一种文明对中国即是福音。他写信对舅舅说,自己虽不能像同乡的秋瑾和徐锡麟一样报国,但也有为国尽忠的操守,那就是完成“贯缀前典,整齐百家”的宏愿。这年,马一浮才23岁。

  回国后,他为遍读杭州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曾寄居在文澜阁旁边的广化寺,自匿三年,“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他俨然成了与时代不相宜的人。当时的中国,对儒家文化的不容忍,是社会普遍的态度。“洋儒”庄士敦在《儒学与近代中国》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所选择的话题充满争议,……如果这是一所中国大学而不是英国大学的话,在我第一个字出口之前,我面对的可能早已是一片抗议的风潮了。”

  身处新旧时代的夹隙中,有的人天生有种“舍我其谁”的气概,无论生逢其时,还是不得其时。当马一浮的挚友陈独秀离开江南北上,两人曾经纵论国事的酣畅,骤然化为了往事,而他显然属于后者,逆行而上,活得“孤例”。有时因埋头书堆顾不上柴米,他便去买几块豆腐和佐料,晚上一边伏案习书,一边用文火炖豆腐。从前的炉子外表包着紫铜,里面点盏油灯,豆腐放在炉上煨,油灯摇曳,豆腐慢慢便熟了。

  算起来,除抗战流亡九年,马一浮大半生都蛰居在杭州,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他的宏愿和孤绝。延定巷未必是马一浮惟一原点,不过它呈现了一个思想者涅槃重生的轨迹。正是在这里,马一浮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抉择,由崇尚西学转而“知西学之弊”,最终归宗儒学。这般选择,在青年时代未必深思熟虑过,只是愈到后来愈有了坚守的底气和勇气。一个民族若缺了文化定力,再怎么学,也只是东施效颦罢了。马一浮最让我震动的是在那个全民西化的大潮中,忠于传统,默然潜心体究,他用自己的实践提醒世人,也许还有另一条通途。

  马一浮曾赴南洋,在新加坡见到当地华侨不忘故俗以儒学为尊,他梦寐以求建“通儒院”的理想竟在那里成为了现实。他在《新加坡道南学堂记》中感慨说:“可谓能知本矣。”他写诗:“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样的诗,是从千年传承下来的血脉里洗练出来的,能让人读出深情。这个从未放弃“知本”的人,心里充盈着柔软,尽管他表现出来的总是桀骜和狷介。

  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聘马一浮为秘书长,因在废经意见上相左,他做了没多久就挂职回了杭州。后来蔡元培执掌北大,再次邀请他去北大任教,他谢绝了。陈大齐接任北大校长后,又请马一浮出山,他也谢绝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三次登门请马一浮到浙大讲国学,他还是谢绝了。看到这样的旧闻旧事,我多少有些欣慰,欣慰的是无论社会怎样变迁,仍有人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对国家对民族的意义,他们的每一次“请”,都有一份懂得和敬重。

  用他人评价来概括马一浮的一生也许再合适不过:陈独秀称他为“大儒”,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他的书法,篆隶草行无一不精,笔意自成一格,沙孟海推崇其为“今世无第二人”;熊十力说他是“当今第一流诗人”,玄史禅义,拈来便用,连章太炎都自叹仅能解得三成,虽然他并不以诗作彰名。

  君子之守

  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杭州也沦陷了。这年,马一浮和相从的学生僮仆离开杭州,开始了逃难的日子。一个年过半百的长者为避战火一路长途跋涉,其艰难困顿已不是今天的我们所能想象的。也就在这年冬天,仓皇中带着一大群眷族同样逃难的丰子恺与马一浮在桐庐的阳山畈相遇。后来,丰子恺写下了《桐庐负暄》一文。那是几个风和日暖的日子,远处是波澜起伏的群山,篱门口的竹林旁,铜炭炉上搁着茶壶,壶里的普洱茶正在翻滚,马一浮捧着水烟筒,和大家围炉而坐,谈礼乐,谈旧闻,全然不忌前方炮火威慑。丰子恺感慨自己的忧愁与恐惧,被马一浮“慈祥、安定而严肃的精神所克服了”。

  取自《列子》里的“负暄”,原本说的是宋国乡下人没有供暖的房子和衣服,只能靠晒太阳取暖。丰子恺笔下的负暄,断章之外取新义,人流离但未失所,精神家园还安在,早晚春秋,负暄谈义,国破山河里的这一幕,如今念及,依旧让人有百感交集的滋味。

  在桐庐避难的日子,对马一浮来说是一条分水岭,此后他终于破了“未尝聚讲”之规,走进了浙大,在和师生们西迁的流亡路上,先是在江西泰和,而后在广西宜山,他为师生开设国学讲座,留下了两部重要的著作《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我从旧书店淘来的《泰和宜山会语》还是二十年前版本,薄薄一本小册子不足百页,却犹如一座高山。《泰和宜山会语》里,马一浮开门见山提出了于国学应具备的信念:“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具此信念,然后可以讲国学。”中国人总要回归自己的东西,这信念不啻为洪钟大吕。他为师生逐一讲解的张载“四句教”又俨然学问的雷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者的襟怀,是最有器识的,马一浮在炮火中传授“横渠四句”,在今天依然亦如雷霆。

  乐山尔雅台,我现在只记得模糊的影子了,当年和好友一起到过,那时我纯属游玩而已,不知它于我今天的意义。烽火硝烟下,马一浮仍没放弃创办一所儒家书院的愿望,他最终如愿以偿,选址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的乐山,创办了复性书院,尔雅台即是当年书院师生问答的地方。“复性”是马一浮亲定的书院之名,也是他创办书院的教学宗旨。“复性”取意为恢复人的本性、恢复“本然之善”,克除积习,践履笃行,既有孔孟“克己复礼”的直承,也有王阳明“致良知”的延脉。忧思之愈深重,希望便愈真切。从桐庐负暄谈义,到泰和宜山会语师生,最后落脚在书院求复性,他发乎内心的执念,一直未曾熄灭,在全民西化大潮中如此,在国家蒙难屈辱时亦如此。很多人说,马一浮一生过于孤神独逸,其实只是属于他的时代未到来罢了。谁也不是天生理想主义者,可他似乎偏偏是,明知情势不可为,依然心怀光明相守。一想到抗战时马一浮的这段经历,我犹似看见一人,抑或是一群人,他们是秉烛的夜行者,护着一簇光踽踽向前走,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庞,他们的身影被黑夜吞没了,唯有走向远方的那束光点亮了无尽的长夜。

  闻歌以往

  临湖而筑的蒋庄,现已辟为马一浮纪念馆。沿着西湖的杨公堤走,只需三十来分钟就到蒋庄。蒋庄如空谷幽兰,不是热闹去处。我每次来到蒋庄,总觉得这里有沉香袅袅生出歌来,放着闻歌似是故人来的异彩。有一次遇到三名北京游客,他们告诉我说,到杭州专门为寻蒋庄而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真是一句熨帖的话。于蒋国榜,又何尝不是如此。

  蒋庄的主人蒋国榜,原本是清末富甲金陵的商人,家族虽以豪富名世,却有“遗子以经不以金”的家训流传后人。他本人平素好书画、工诗文,师从马一浮后,他将老师请至蒋庄,视之如父。看过很多他与马一浮的合照,我惊叹他的好相貌,散发着诗书沉淀后的斯文通脱,全然没有钱财万贯的浮华轻狂。马一浮于他,况味如同弦歌里的夫子于童子,一个踏歌而来,一个闻声沉醉。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离世的著名物理有机化学家蒋锡夔院士,即为蒋国榜之子。

  马一浮在蒋庄住了整整十六年,终日读书、写字、刻书,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他晚年最广为传颂的莫过于周恩来的到访。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在杭州访问,专程陪同伏氏到蒋庄登门拜访马一浮。有回我到绍兴拜谒周恩来祖居,看到当年马一浮敬赠总理的诗联镌刻在楹柱上:“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这副诗联为马一浮瞑书而作,他因患白内障,已无法挥墨自如了。虽视力近盲,寥寥数语却带出了火候内敛而蕴含深挚的明察,他心若洞火呢。

  晚年的马一浮把自己活成了一部大书,一副孤峰相、金石相、大师相。有张照片是他在西湖边,扶杖而坐,须发飘逸,身后湖岸垂柳依依。看马一浮留下的老照片,我常有种错愕感。他一身长衫,银髯仓然,好像生来就是这副样子。气度全在仪容上,是周正,是温雅,也是清寂,骨子里透出的隐逸之气,像草书的飞白枯干,又像风吹湖面传来的悠悠琴瑟,他似生于现时的古人,又似生于古时的今人。这是一个多一意孤行的人啊。

  马一浮去世后,后人写文章怀念他:在复性书院,他除了讲学,把精力都用在刻书上。他请来木刻师傅一版一版地刻,然后拼接在一起印刷。这种古法刻印典籍的做法令经费日益见绌。为筹钱,他只得借一己书法声望公开鬻字。当年孔祥熙曾以重金想请他为其母写墓志铭,被他断然拒绝:“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此时的马一浮却愿为刻书卖字折腰,傲气也罢,迂阔也罢,他的想法很单纯,很多书籍已被毁于战火,能来书院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刻出来的书散出去,看的人就多了。“多刻一版,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我每想起他这话和他弓背刻字的模样,总在心上萦回不已,这世间唯有情深最是难负矣。

  蒋庄的园里有两棵广玉兰,已百年有余,盘根错节的老树根从泥土里冒出,郁郁生机像忘了时光的流转。馆内大厅正中全文镌刻着浙江大学校歌《大不自多》。八十多年前在浙大西迁路上,马一浮因竺可桢之请,为浙大作了此校歌。歌词写得辞雅意深,最后两句是“树我邦国,天下来同”。这一写于战火里的期许,和他终其一生复兴的夙愿,如今都静默在西湖边。都说西湖美若西子,殊不知西湖边有这样的词章做底子,这千年湖水便有了月印万川的浩荡气象,谁说不是呢。(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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