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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累的西方汉语观与流变的世界文学
2019-04-21 07:50:34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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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童庆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月第一版,52.00元

  作为对现代中国影响至深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有着多重的面向和丰富的内涵。五四运动的主旨在于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在批判旧文化方面,五四运动致力于打倒孔家店,废除旧礼教;在提倡新文化方面,除了引荐“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诸君极力推动文学革命,强烈主张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避俗语俗字”,他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鲁迅则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刘半农在《答王敬轩》中感叹:“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最激进者,当属研究音韵学的钱玄同。他赞同陈独秀提出的“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乃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为达此目的,他大胆宣言“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上述言论,不免对如此激进的文化主张感到惊诧。为何众多知识精英都将中国发展的落后归因于文化,进而又将文化的停滞归因于中国的文字?为何钱玄同主张必须废除中国文字?为何当时的知识分子会认为改革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根本在于革新汉语?语言文字的变革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

  

  童庆生教授在其新著《汉语的意义》中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将思考局限在语言学学科内部,也不宜将讨论的边界囿于中国,而应当从更为开阔的语文学的角度,将清末以来延续至五四的汉语改革运动放置于世界语文现代性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中来考察。《汉语的意义》追溯17世纪以来西方汉语观的生成与发展,并揭示其与语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密切关联,继而从思想史和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指出,西方人对汉语的关注以及随之产生的知识话语,不仅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对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精英之所以采取如此激烈的态度批判汉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东方主义”,“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播西方汉语观”,并将西方汉语观付之于实践的结果。

  《汉语的意义》一书要处理的材料涉及中西语言,涵盖的时段则从17世纪初直到20世纪初。实际上,其副标题包含的三个关键词: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每一个都足以单独写成一本书。

  数百年间,西方的传教士、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关于中国和汉语发表了种种不同的言论和意见,它们隐藏在官方档案、私人书信、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报刊杂志的角落之中。如何处理卷帙浩繁的史料,是童庆生教授首先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汉语的意义》的首要特色即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也正是在应对这一挑战中得以充分体现。作者的方法论意识,得益于福柯、奥尔巴赫、威廉斯和萨义德等推崇“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的理论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跨文化交流中,西方世界所产生的有关汉语的知识充满着误读、歪曲和偏见,但作者的目标是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西方有关汉语的著述、言论视为一种集体的表述和话语形态”,统称为“西方汉语观”,进而考察这些知识如何产生、发展,怎样进入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体系,又如何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挪用来推进中国的文字改革。简言之,这不是一部语言学或汉学著作,而是一部思想史著作。

  书写思想史有多种取径。受奥尔巴赫的启发,作者找到“语文学”这个“抓手”来展开精彩纷繁的历史画卷。在福柯看来,语文学“是西方现代知识中最早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人文学科之一”。它关注的重点在于语言和使用语言的人,在西方现代整体知识体系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在18世纪晚期以后,语文学逐渐形成明确的学科边界,演变成专业的语言学研究,但在其发展的初期,语文学的研究关乎一切跟语言相关的活动和材料,可谓包罗万象,具有强大的“向外辐射的潜能”。语文学还对现代中国的知识生产和人文学科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9世纪以来,比较语文学逐渐成为西方的显学。西方学者对汉语的语法分析和价值判断,塑造了前往西方留学的中国学子对自身语言和文化的知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汉语“缺陷”的激烈批评,往往能在西方比较语文学的著作中找到先声。

  

  作者循着语文学发展的路径试图弄清西方汉语观的演变。他将西方汉语观生成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初,以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出版为标志。在此之前,欧洲虽然已经出现一些讨论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书籍,但多依据二手资料,内容不可靠,论述也简略。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传教长达28年,他熟练掌握汉语,写作的文字甚至得到同时代中国文人的赞誉。在作者看来,利玛窦的著作在西方人理解汉语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利玛窦的书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以后被广为征引,在17世纪欧洲兴起的世界通用语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追寻世界通用语主要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是找回巴别塔之前的“原始语言”;二是创制新的人造通用语,而汉语在这两个方向都遭遇了出人意料的挪用。当17世纪的欧洲人想要追求一种共同的语言时,《圣经》关于原始语言的记载激起了众多的猜想。可是,巴别塔之前的人类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语言,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最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人提出汉语就是人类最早的原始语言。持这种观点的不仅包括来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包括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对汉语一窍不通的欧洲人。究竟什么是原始语言,欧洲学界争论不休,另一些人决定另辟蹊径,在新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依据理性原则,去设计一门人造语言来跨越语言的鸿沟。利玛窦及其他欧洲人有关中文的论述,再一次得到广泛的关注。利玛窦注意到,汉字实际上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发挥着共通语的作用。书面汉语作为“通用文字”能够帮方言不同的大家互相交流;来自日本、越南、朝鲜等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凭借汉字通过“笔谈”来讨论学术。1588年,胡安·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中刊印了一些汉字,令更多欧洲人能直接看到汉字的形象。作为象形文字,汉字似乎较拼音文字更为直观易懂,更加接近自然。汉字的这些特点,引发了欧洲通用语设计者的浓厚兴趣。英国思想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就认为中国使用的是“真正的文字”。

  进入18世纪,汉语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对汉语“缺陷”的批评停留在语言技术层面,然而,此后的欧洲思想家在论及汉语时,是将汉语视作中国文化、社会、国民性的象征,对语言的批判随之扩大为对中国整体文化的批判。苏格兰启蒙哲学家詹姆斯·贝蒂(JamesBettie)所著的《语言理论》(1788)就将汉语缺乏“表音字母系统”视为落后,并认为“中国人几乎每一门学科都很粗糙”,“他们是愚昧、心胸狭窄的民族”。这种将具体的语言、艺术特点与宏大的历史、文化趋势相关联,并上升到对民族性格进行价值评估的思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比较语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经由作者一番提纲挈领的梳理,始于17世纪的西方汉语观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当我们回顾本文开头五四知识分子对汉语的种种激烈批评,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构成西方汉语观在20世纪中国的“回声”。他们不仅在对汉语的具体判断上重复西方汉语观所提出的种种“弊端”,更是在价值判断上有意无意地接受比较语文学所建构起来的语言神话,将语言视为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象征。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钱玄同对拼音文字的推崇,不免令我们想起17世纪威尔金斯建构世界通用语的实践及其语言乌托邦思想。而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认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则与施勒格尔、洪堡特等人的语言观极为相似。因此,五四时期大批知识精英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汉语,认为文化和社会的改革必须先从文字改革入手。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瞿秋白、倪海曙等人推动的汉字拉丁化运动。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当他们援用西方汉语观的论述来批判自身的语言传统时,并未察觉到西方汉语观背后所隐藏的谬误和偏见。借鉴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评,童庆生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自我东方主义”。

  通过对西方汉语观的历史梳理,《汉语的意义》一书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语言改革运动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恰恰相反,作为对英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素有研究的专家,他在本书中对这两个学科的方法和立场都作了深刻反思。作者以威廉斯和萨义德的方法,将西方围绕汉语产生的论述和近代中国的语言改革运动“历史化”,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将西方汉语观与17世纪兴起的通用语言运动、启蒙时代的普世主义、世界文学和比较语文学的兴起等欧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汉语在西方主流思想史上被挪用作他者的角色打开了新的视野。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受到19世纪比较语文学的研究方式的影响。由此观之,世界文学、语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的背后都隐含着现代欧洲普世主义的理想。然而,正如作者所言,这种普世主义思想有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普世主义理想所推动的世界文学和语文学研究有可能消除民族间的偏见,促进不同文化体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在普世主义的名义下,19世纪不少西方思想家认为欧洲人有权去改造和教化其他“愚昧”和“落后”的民族文化,从而为西方在全球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提供理论支持。以普世主义之名,行欧洲中心之实,在作者看来,这样的做法是“对早期人文主义的普世主义情怀的背叛和亵渎”。

  

  概括而言,本书的学术贡献有以下几点。一,以往对白话文运动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一场新旧知识交锋的本土运动,对其域外思想渊源着墨不多。本书则将其置于中西交流的脉络之中展开讨论,考察汉语观在世界知识空间的流转和传播,揭示西方汉语观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影响,为深入理解五四知识分子的激进文化立场和现代文字改革运动的思想史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二,西方汉语观的形成与欧洲现代人文学科的兴起和现代思想体系的发展几乎同步。众多西方思想家在著述中以汉语和中国为“他者”,来建构现代欧洲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对世界的想象。该书以“汉语观”为抓手,探究汉语如何嵌入到现代欧洲思想史的知识建构之中,被西方思想家相互征引、循环挪用,从而窥一斑而见全豹,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生产和建制化提出反思和质疑。三,过去的跨文化研究多关注交流成功的个案,而本书将注意力转向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曲解、误读、偏见、矛盾和冲突”。西方对汉语的认识,乃至对中国的整体想象中充斥着大量的误读、歪曲和偏见,这是自不待言的事实。作为研究者,不能停留在激愤和遗憾的情感层面,而需要思考造成这些误读背后的逻辑及其带来的后果。本书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这是作者在研究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最后,作者将世界文学置于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传统中,提出对世界文学新的理解。它不是一个僵化封闭的概念体系,而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历史过程,是威廉斯所说的“悬而未决,仍在发展中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西方汉语观的考察也没有给出一个终极答案,而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若将西方汉语观视为一种“流转传播”的话语体系,那么,中国很可能并不是接受的终点。据《胡适日记》记载,1923年9月23日,“有越南人‘巢南子’潘是汉先生带了四个同国人来访,他去年著有《天乎地乎》小册,我为作一跋,他用作小序。我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以为新国家的基础。”潘是汉是越南近代著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为了抵抗法国的殖民侵略,他先后前往日本和中国寻求帮助,与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等人都有过交往。胡适的劝说,是否对潘是汉及其越南革命同志产生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循这一思路,有心者或能写出一部全球史视野的白话文运动史。 (徐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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