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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风格解读
2019-09-12 07:35:25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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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的主体部分,由作家王安忆与批评家张新颖之间的六次谈话构成,内容从王安忆的个人经验出发,围绕“成长”“关节口”“看”“前辈”“同代人”与“写作历程”六个主题展开,话题丰富,经验鲜活,洞见迭出,妙趣不少。

  既然谓之“谈话”,自然迥别于“访谈”。诸多作家访谈事先设有问题提纲,经过理性设计与精心编排,并在过程中直奔主题,控制走向,也期待作家给出应题的结论,或在提供的框架内表述。而其中有些问题又不乏凌空高蹈、太过形而上,疏远、遮蔽了作家生活与创作的具体经验,所以有时难免答非所问,造成彼此隔阂。而王、张二人的谈话则不然,既是生成性的、敞开式的谈话,也是日常生活世界的谈话,是以生活为基础的文学谈话。

  《谈话录》的鲜明特色是任意而谈,很少刻意经营:由一点蔓延开去,散射开来,随兴所之,兴尽而返。这种自由生长、自如转换的谈话形式,显然出自张新颖的自觉。他在一开篇就交代了对谈话方式的期许:“如果把谈话比喻成河流的话,我并不想事先为它准备好河道。”这点明了这场谈话生成的品性。没有预制河道的话语河流乃是生成之流,而非预成之物。前者强调动态发展、动线复杂的过程,后者注重预先计划、循序展开、线路单一的流程。“过程”是充满流动性、不确定性的境遇与际会,“流程”却是线性而机械的。

  虽然每次谈话皆设一主题,但这只是划下一个大致范围,勾勒一个模糊的论域,而非构建界限严明、层次清晰、秩序井然的稳定框架。实际上,围绕各主题生发的言谈始终是一个生成过程,其具体的起伏流变、舒卷开合并无事先规定。而其停止处,与其说是画上句号的终结,毋宁说是打上省略号的暂歇。同时,谈话之间的无数细部发问,甚或某一次谈话的主题,如第三次谈话的题目(“看”的经验),都是谈出来的,边谈边形成,具有灵活性与开放性。先“谈”起来,才有了“话”,又生出“问”,继续推动着“谈”。渐渐地,王、张二人由一粒草籽“谈”出一片草地。草地虽有暂时稳定的范围,却难寻固定的根基与演进的逻辑。

  全书虽结构散淡,流动而成,但绝非混沌一团,这自是因为张新颖不着痕迹的节奏把握,更缘于他事后追加的小标题。每一个主题之下,均有适量的标题作为切分与线索,这就减少了这种谈话所造成的无章次感,较好地保持了向心与离心、井然与自然、集中与散漫的平衡。标题在各个局部赋予内容以线索提示,使读者有关节可抓,不至于四顾茫然或溺于话语漫流。当然,标题只是基本提示,不是画地为牢,其名下的内容远为丰富,横生外联,早已溢出标题所限定的疆域。

  生成之流的形象显示出谈话中的“款待”意识。依德里达之见,真正的“款待”即是让自我被突然造访,对排闼而入的造访者保持敞开与倾听的态度。约言之,削弱自我权能,倾听他人声音,是为“款待”或曰“好客”。因此,如何去听便至关重要。作为读者,我们关注王、张二人的言谈内容当属自然,但内在于《谈话录》中的“聆听”理应得到重视。在一场谈话中,聆听是言说的软性决定因素。何种“听”的态度与方式,决定了何种“言”之形式与内容。虽然王安忆是应邀而来,却更像是“不速之客”,不期而至。而张新颖对她的迎接,俨如是对一次突然“造访”的款待,是无所准备的、敞开式的接引。在这场“款待”中,他并无事先设计,未曾为王安忆拟定言说的提纲与条件。因此,他也难以规划谈话走向,只能“贴”着王安忆的叙述,顺流而行,随机应对。

  由《谈话录》这种生成性、款待式的谈话形态,可见出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的重塑。《谈话录》的启发意义在于把批评者与作者的关系想象为一种“谈话”关系,一种具有“款待”意识的“谈话”。这种谈话不只强调如何对谈,亦在于怎样倾听。

  如果说“款待”是敞开式的接引,那么接引的即是王安忆的充盈、鲜活的个人经验。换言之,《谈话录》如此非逻辑化、非渠道化、非层级化的谈话,正是为了切于身心,为了触发、召唤与应和那些难以被概念范畴所规约的切身经验、那些难以被知识框架所限定的生命记忆、那些难以被主题化的幽微感触。《谈话录》所谈的内容,虽然也涉及文艺理论、文学评论与思想观念,但绝非理趣玄远的清言妙谈,而是具体的物事体察、人际交往、生活践履与存在感受。借用张新颖自己的说法,即“‘下降’到丰富的实感经验之中,回到最初的出发点”。这是《谈话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对“实感经验”“生活的现象形态”的重视,是张新颖的研究路径与知识习惯。他在谈话之始便提出一个预想:“我不想很抽象地讨论理论问题,我愿意从具体的、简单的、感性的、经验的东西说起。”每当王安忆使谈话提升至较为抽象的层次,进入到“更高级”的问题,张新颖又使之回落到实感经验之中。可以说,这条没有准备河道的生成之流,旨在映照出王安忆的生命之流,这由她繁复的生命经验的涓涓细流汇合而成。

  在《谈话录》中,批评家张新颖更多的是倾听,倾听作家充实的经历与体验,倾听其充盈的生活与创作的细节,而这些是未经批评家的观念塑形与理性设计的。因此,这场谈话更贴近于作家的生命本真与创作本真。它致力于呈现创作与生命的内在联系,而不是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张新颖的发问与言说,也时时往返于文学经验与生命经验之间,由此及彼,由文学而生活,由生活而文学,交织为文学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文学性。“作者”首先是“生活者”,而作者的生活世界使其文学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谈话录》不仅为此后的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具体、复杂、活泼、深入的实感经验材料,提供了创作背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也打开了多方面的阐释空间,有助于突破从理论观念出发的既成模式与阐释限度。面对这无边的没有准备河道的河流,我们需要漫长的倾听的耐心,并身心敞开地与之谈话。它缺乏形而上的睿智哲思,多的是形而下的具体经验。但此中未尝没有“内在于人生的形而下之理”,留待有心者发掘。而这“形而下之理”带来的往往是灵光闪烁的“启示”。

  (作者:吴景明,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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