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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四书》
2020-10-29 11:06:53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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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华文化新经典。

  朱熹,世称朱子。绍兴十三年(1143年),14岁的朱熹秉先父朱松遗命,奉母到福建崇安五夫定居,拜“五夫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为师,研读《四书》。

  五夫古镇山川秀丽、钟灵毓秀,素有“邹鲁渊源”美誉。

  “五夫三先生”崇尚二程理学,对《四书》都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胡宪更是将长期收集的数十家《论语》解说,以二程论述为主,融汇各家解说,同时附以自己独特见解而成的《论语会义》传授给朱熹。此书为朱熹注释《论语》提供很大帮助。

  在他们教导之下,朱子坚持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研究中心,研读大量学术著作,为研究《四书》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晚年朱子回忆当时“读《四书》甚辛苦”, “十七八岁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诵十遍”。

  文化经典是民族文化的基本之典,具有创新性、权威性、深邃性等特点,是民族文化的根和魂。中华文化从远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后到朱子集大成,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孔子编撰《五经》,即通常说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成为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五经》文化经典的地位,但回应不了当时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道学的挑战,导致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日益边缘化。

  中华文化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在尊崇维护《五经》的同时,需要重新选择意义更加突出、内容更加明确、能回应佛道挑战的新经典。选择新的文化经典的任务,从唐代韩愈提出,经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最终落在了朱子身上。

  朱子认为,《五经》内容丰富但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朱子继承二程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的思路,并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与《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形成文化新经典。

  朱子用40年时间“遍求古今诸儒之说”,融汇百家,收集各种经典文本,加以研究注释。《论语集注》引用学者1629条注解,《孟子集注》引用学者1324条注解。在此期间,朱子还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大学解》《大学或问》《论孟精义》等与《四书》相关的著作,构筑起包括理气论、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在内的庞大的哲学新体系。

  绍熙元年(1190年),《四书章句集注》出版。但朱子仍不断修订完善《四书》,直到辞世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邃,从宋代开始普及,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由此也确立了朱熹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诚如钱穆先生所说,朱熹“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熹全部学术之中心,亦无不可。”他还在《朱子学提纲》中对朱熹用功于四书学作了简要的总结:“四书结集于程朱,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已在五经之上。”

  作为文化集大成之作,《四书》追溯到远古,承接炎黄、尧舜、孔孟文化思想,开启疏浚文脉、重建文化的进程,准确体现孔子、朱子倡导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深深融入民族精神,内化为民族文化基因,如源头活水,激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马照南)

【纠错】 责任编辑: 刘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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