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矿井和乡村，是他恒久的主题

　　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庆邦的长篇小说新作《堂叔堂》。这部小说分十二个篇章，讲述作家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以平淡朴实的方式关注寻常人生，写出了人生况味和人性的复杂，写出了时代打在人们心灵上的烙印，展现了中原地区百年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命运嬗变中恒久的民风之美，进而提炼出平凡却深切的启示。

　　刘庆邦生于河南农村，年轻时做过八年矿工，后来又做煤矿报道记者，每年都会去矿山小住，全国大小煤矿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段经历让他大开眼界，也为他深耕煤矿题材作品提供了深厚的养分：“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收入比农民高，但代价也更高，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

　　除《神木》《走窑汉》《哑炮》等中短篇小说外，刘庆邦还创作了“煤矿三部曲”《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以及描绘矿工生活的《女工绘》等作品。他曾说：“煤矿是我认定的文学富矿，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这口矿井里开掘，越开越远，越掘越深。”

　　导演李扬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拍了电影《盲井》，由王宝强、李易祥、王双宝等主演，曾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这部电影震撼了不少人，但刘庆邦觉得也有遗憾：“电影的结局改变了我的设计，逻辑不够严谨。”

　　刘庆邦写作的另一个领域是乡土。虽然已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农民生活习性。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就是回家，新作《堂叔堂》正是对自己农村记忆的挖掘。

　　著名作家林斤澜评价刘庆邦的小说：“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刘庆邦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写完要读，发表要读，出版后还会读，“有时候我会被自己感动，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情感浓烈的故事，其实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好作品应该是柔软的。”写作是他寻找自我的过程，他说，“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了自我，写作生命也就离终结不远了。”

　　我想通过叔叔们写出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

　　记者：过去您写的大多是煤矿故事，这次《堂叔堂》写的是自己的老家，起因是什么？

　　刘庆邦：我的故乡在河南沈丘，“重凤昆启万，敦本庆家昌”，这是排列在我们《刘氏族谱》上的字，是我们刘氏家族的人起名字用的。除了这十个字，后面以五言形式整整齐齐排列的还有不少字。我属于庆字辈，往上数，就是本字辈、敦字辈、万字辈等等。这几十年里我写了不少小说，在小说中也刻画了众多人物，每个人的生命有限，经历有限，写作资源也有限，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资源使用得差不多了，好像没什么可写了，有一天蓦然回首，我竟然发现，那么多的叔叔，我一个都没有写过。有的叔叔我可能在作品中偶尔提到过，但都是一些陪衬性的边边角角，从没有把写作的焦点对准其中任何一个人，我觉得我可以写写他们。

　　记者：您在写作的过程中如何选择、取舍这些素材？

　　刘庆邦：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都值得书写。可村里那么多叔叔，我不可能把每个叔叔都写到。我要挑故事比较多、有代表性的叔叔写，或者说挑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叔叔写。我所写到的叔叔，难免会有一些对逝者怀念的意思，但我不打算为任何一位叔叔立传，更不会为任何一位叔叔歌功颂德。我想通过叔叔们，写出人生的苦辣酸甜，写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写出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写出艰难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命运感，并写出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的烙印。有写得不好、不对和对叔叔有冒犯的地方，请叔叔们不要生气。

　　记者：故乡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庆邦：就像每个人都不能擅自改变自己的梦境，故乡还是最让我魂萦梦牵的地方。我已经到北京40年了，但是我现在做梦还是常常梦到老家，还是梦到我小的时候，梦见姐姐、妹妹都还没有出嫁，梦见我在老家推磨，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梦见刮大风，我爬到房顶上去压住被刮起来的草。我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每次做梦，她身体都还很好。这就是童年的记忆，想改变是不可能的。故乡像血液一样融在你的骨子里，所以很多作家一开始写作都是从故乡出发，比如说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州，周大新写南阳，我写的是豫东大平原的生活。

　　记者：您现在还常回老家吗？

　　刘庆邦：离开故乡以后我才知道，故乡是我们的根，人虽离开了故乡，根还留在那里。因此每年清明节前夕，我都要回老家看一看。我们村目前进入了由庆字辈的哥哥和弟弟们当家主事的时代了。可是，庆字辈的弟兄们表现得不是很好，除了少数人在村子里留守，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逃离。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较早的逃离者之一。不过，只有脱离了故乡，我心里才有了故乡的概念，成了有故乡的人。

　　勤劳有可能得不到回报，但勤劳什么时候都不丢人

　　记者：您最初是怎么走上写作这条路的？

　　刘庆邦：初中毕业后我回乡当知青，觉得干活也没啥出路。县里的广播站有个自办节目“广播稿”，可以投稿，我写了好几篇，播出后公社的人就知道我的名字了，就参加了公社宣传队，搞通讯报道。所以我才有了招工的机会，1970年到煤矿当工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吃商品粮，领粮票，发工资。矿上也有广播站，于是我又给广播站写稿，矿上办宣传队，他们打听到我在中学、大队、公社三个地方都办过宣传队，就让我来组织。

　　我的第一篇小说是1972年写的《面纱白生生》，写矿上女工勤俭节约的故事，就是我熟悉的生活，像是一篇好人好事的表扬稿，但是我写得很用心。1977年各地刊物越来越多，我看到《郑州文艺》上发表的小说，突然想起来我也写过小说。翻出来看看，纸都脆了，字迹也有点模糊了，看了一段，有点儿感动，觉得跟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比也不差，好像还更好些，于是重新誊写了一遍，润色一下，寄给《郑州文艺》，发表在1978年第二期的头条上。从此我就写开了，然后很幸运，我就调到北京来了，当时的煤炭部有个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后来改成《煤矿工人》杂志，再后来变成《中国煤炭报》，我在报社干了十九年。

　　记者：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您怎么解决本职工作和写作之间的矛盾？

　　刘庆邦：那时候我写得不多，白天上班，有时候看大样，有时候开会，晚上没精力写。可能我比较勤奋、勤劳，这是继承了我母亲的基因，我就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东西，写两三个小时再去上班。一个短篇能写一个月，一天写一点儿。一个人的勤劳有可能得不到回报，但是它永远构不成耻辱，勤劳什么时候都不丢人。2001年，我正好50岁，调到北京市作协当专业作家，才开始有大块的时间写长篇。我跟刘恒是一块去的，刘恒、刘震云，我们被称为“北京三刘”，只有我自己没有涉足影视，而一直抱着小说不放，不改初衷，真正的慎终如始，虽然挣不到啥钱。

　　记者：哪些文学作品对您影响比较大？

　　刘庆邦：我看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印象非常深，对我的激励也很大。主人公林道静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穿一袭白裙，带着乐器，自己坐火车去北戴河。写得真美啊。到煤矿工作后，我没带别的什么东西，除了铺盖卷儿，就是卷在铺盖卷儿里的一些书，其中就有《红楼梦》。我最喜欢读的就是《红楼梦》，我读了好几遍。第一遍我不读那里面的诗，后来觉得诗越读越好，《红楼梦》最精华的部分就在诗。其中好多诗我都会背，我把诗抄下来，一边抄一边记。有人问读书到底有没有用，我说有用，有“无用之用”，会对人的气质、素养产生影响。

　　写小说的过程，就是寻找自己心灵的过程

　　记者：王安忆写过一段话：“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我甚至很难想到，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持续地写这样的好短篇。”李敬泽说过：“在汪曾祺之后，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写得好的，如果让我选，我就选刘庆邦。” 因此有人评价您是“短篇小说之王”，您个人怎么看待这个称谓？

　　刘庆邦：我不想拿这个“短篇小说之王”来说事。这是别人对我的激励、抬举，自己千万不可以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拳击有拳王，踢球有球王，但是写小说没有“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记者：您觉得小说家的基本技能是什么？

　　刘庆邦：我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有一位编辑跟我说，写小说其实没有什么，就是简单交待情节，大量丰富细节，重点刻画人物，就这么三句话嘛。其实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不仅是脑子在起作用，我们所有的感官也都要参与到创作之中，包括视觉、味觉、触觉。比如我们写到下雨的时候，会闻到湿润的气氛，耳边像听到沙沙的雨声，皮肤会感到一种凉意，全部的感官都调动起来，才能写细，才能把感觉传达给读者，才能感染读者。有现场感，现在进行时，就容易写细。我比较喜欢王安忆的小说，她能把一个细节写出好几页，她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心灵化的过程，在心灵化的过程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找到我们自己的真心，也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和自己的心结合起来。写小说的过程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寻找自己心灵的过程。也可以说你抓住了自己的心，就抓住了这个世界。

　　记者：成为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刘庆邦：除了基本的技能，我觉得意志力很重要，没有意志力很难成就一个作品。人的智力差不多，如果没有意志力做保证，坚持不下来。我自己的体会是，一个人一生能干好一件事就不错，比如写小说，我一生能把小说写好就不错了。这个就需要我的意志力做保证。意志力说白了就是志气，就是人的毅力，人的韧性。好多人的才华不错，也写过不错的小说，但由于他的意志力不行，写着写着就放弃了。沈从文说：一个人走上文学这条路并不难，难的是走一辈子，难的是走到底。

　　刘庆邦谈写作：小说要有细节之美，灵感来源于想象力

　　我觉得一篇好的小说要有细节之美，所谓细节，是相对情节而言的。拿一个人来做比较，他的出生、恋爱、结婚、生子、死亡，都是情节，而每一天的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都是细节。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细节形式存在的，如果抹去了细节，世界就变得空洞无物。

　　细节首先是从记忆中来的。我自己认为写小说是一种回忆的状态，我们有了一定的经历，一定的阅历，有了很多很多的记忆，然后才会有可供回忆的东西。如果我不写小说，很多记忆也许都埋葬了，没有人会知道，但我一旦写起小说，好像找到了一个抓手，记忆源源而来，细节也源源而来，都成了活的东西。所以我主张作家要多走多看，丰富自己的经历和阅历，这样我们的记忆力才能有库存，才有可挖掘的东西。我不主张还没有什么经历呢，甚至说还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东西就开始写作，那样的写作至少是不丰富、不厚重的。

　　其次，细节是从观察中来。观察要求我们始终保持好奇心，保持童心，对万事万物都要感兴趣。我有好多的素材、好多的故事都是我看来的。有时并不用问，不用去采访，而是用心来观察，要有心目，要有内视的能力，不但看自己，还要用心目来看世界，来看周围的东西。比如有一年，我到一个煤矿住了一个星期，接触那里的人，观察那里的一切，回来写了四五个短篇，还写了一个中篇，就看了那么几天，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激活了我的生活库存，把很多过去的生活都调动起来，然后进行写作。

　　第三，我认为细节是听来的。当你偶尔听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激发了你，它就可以变成小说。这个听，要求你得是一个有心人，你的心是有准备的心，你的耳朵是有准备的耳朵，听了以后才会记住，才会把它变成小说。记得有一次我去内蒙古的平庄煤矿，到一个地方喝了酒，然后往宾馆赶，在车上我睡得迷迷糊糊，听到车上有一个工会副主席说：前一段矿上死了一个人，我去处理，在他的工作服里翻出一张离婚申请。我一听，本来睡得迷迷糊糊的，脑子立即清醒了，这肯定是小说的材料啊！然后我展开了想象，调动了记忆，把它写成了一万多字的短篇，名字就叫《离婚申请》。

　　第四，我认为细节是从想象中来的。想象力是一个作家的基本能力，想象力也是小说创作的生产力。我国古代四大名著，每一部都离不开想象：《红楼梦》是个人经历加想象；《三国演义》是历史资料加想象；《水浒传》是民间传说加想象；《西游记》本身就有非常强大的想象力，我认为它是幻想加上作者的想象。

　　艺术是需要想象的，艺术是需要虚构的。有时候我们会写不下去，比如一个情节，我觉得写1000字才能充分表达我的思想，它的味道才能出来，可是写着写着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作者会采取绕过去的办法，把这个情节说过去就完了，能自圆其说就行了。我的体会是绝不能绕过去，绝不能偷懒。在觉得没写充分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调动自己的想象，全部的感官都参与进来，这时候你的灵感会爆发，灵感的火花会闪现，你的脑子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就是劳动的成果，艰苦劳动后的灵感闪现的一种成果。（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