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由萧山黄岭俞氏兄弟俞鼎孙和俞经共同编纂的《儒学警悟》正式刊刻，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丛书，被誉为“丛书之祖”，它比南宋左圭的《百川学海》早了72年。而且，此书历代罕见，原刻本久佚不传，元明两代亦未见翻刻，一直被藏书家秘藏，在清末发现的明抄本《儒学警悟》为海内孤本，弥足珍贵。该书收录了六部南宋时期专业性、学术性笔记，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古书云:“聚木为丛。”丛书，是由多种单独的著作汇集成为一部（一套）。真正的丛书，这个“丛”必须是双关的，它既指所收著作之“丛”，又指所涉作者之“丛”，二者缺一都不可。《儒学警悟》收录了汪应辰《石林燕语辨》、程大昌《演繁露》《考古编》、马永卿《懒真子》、陈善《扪虱新话》、俞成《萤雪丛说》等五位宋人的六种著述，统编为七集四十一卷。缪荃孙在本书校刻序中所说：“取各书之全者，并序跋不遗。”《儒学警悟》所收著作与所涉作者皆合“丛”义，且各书序言、跋文完整，完全符合“丛书”的标准，而且成书时间又早，是名副其实的“丛书之祖”。
宋代，集“官僚、学者、文人”为一体的新型士大夫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他们为宋文化的辉煌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宋代印刷术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士人对笔记创作的热情，并使一大批宋人笔记得以流传下来。自宋神宗以下，考据辩证类的笔记飞速发展，日渐体现出学术性、专业性的倾向。到南宋之后，笔记的学术化走向更加明显，出现了大量这种类型的笔记，《儒学警悟》丛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的产物。
《儒学警悟》共涉五位作者，其中，既有汪应辰这样的名臣，也有程大昌这样的大儒，也收录了基层官员马永卿和上舍生陈善，还有四十岁以后放弃科举专事文学的俞成的作品。在地域上横跨怀玉（江西玉山县）、新安（安徽休宁县）、广陵（江苏高邮市）、三山（福建罗源县）、东阳（山东青州）五地。足见当时文化交流之盛，也反映了萧山是宋代文人非常喜欢的集聚之地。
卷帙浩繁的《儒学警悟》，共收书7集6种41卷,其中一书分上、下两集，故云7集。卷1—卷10为宋汪应辰的《石林燕语辨》10卷，所记多是有关北宋之典章制度、宫殿建设及佚文遗事,于官制科目方面尤为详尽,足以补史传之缺。卷11—卷16为宋程大昌的《演繁露》6卷，于名物典故,考证详明。卷17—卷21为宋马永卿的《嫩真子录》5卷，为随笔札记,亦多为考证之文。卷22—卷31为程大昌的《考古编》10卷，杂论经义异同及记传谬误,并多为之考证。卷32—卷39为宋陈善的《扪虱新话》，主要是考证经史诗文，亦有“牧鱼投饵”关于条件反射的科学考证。卷40上下为宋俞成的《萤雪丛说》2卷，其内容多是举子事业，人事劝惩。
本书公认由俞鼎孙、俞经辑刊，早期《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俞鼎、俞经《儒学警悟》四十卷”（脱“孙”字），明《文渊阁书目》著录为“俞鼎孙《儒学警悟》一部三册”。明抄本“总目”下标有“太学俞鼎孙、上舍俞经编”字样，其它相关资料很少。《历代丛书汇纂》明确指出，“据萧山黄岭俞氏宗谱，俞缀，字鼎孙，兄俞经。”根据《萧山黄岭俞氏宗谱》记载，俞缀，字鼎孙，兄俞经，父昭祖。俞经享年六十一岁，墓桃花山之原。萧山黄岭俞氏，源出山东青州，乃儒学发祥地。俞经、俞缀兄弟俩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还首创了综合性丛书体例。
《儒学警悟》一书从选书、结集、校勘、刊刻等工作，全是由俞氏家族独立完成的。俞氏家族成员在该书的勘刻过程中付出不少汗水，而尤以俞成出力最多，他不仅参与了编纂，还自己撰写了其中的一部《萤雪丛说》。本书由俞过纪次（记述编排），俞纲校正，待制阁俞公所授，俞闻中刊于家塾。可见，俞氏家族在编纂、保存与传播传统学术文化等方面功不可没。
关于俞成，自序中讲是东阳人，这个东阳：一说是浙江东阳，一说是福建东阳，一说是山东益都（青州）东阳城。黄岭俞氏源出山东青州。所以，我们认为俞成应该是山东青州的俞氏族人。
同时，《儒学警悟》的出版过程中，当时的乡贤俞国亮公完成了临门一脚的工作。国亮公38岁时便官拜福建节度使，但因为力主抗击金军而遭奸党排挤，终于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致仕归隐萧山黄岭。归隐之后，国亮公便投入了全部精力用以振兴家族及黄岭乡村的事业。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在俞国亮等俞氏族人的努力下，推进了最后的刊刻工作，找到了当时福建的俞氏族人，著名的刻书家俞闻中，《儒学警悟》终得以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正式面世。
此书向无刻本传世，在清咸丰年间，胡珽（心耕）辑出《永乐大典》所引《儒学警悟》内容，想要找原书进行校订，结果找遍公家、私家的藏书目录都没有找到。
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书商有王良栋明抄本《儒学警悟》全编六册求售。缪荃孙因编订《石林燕语辨》的原因也一直在关注此书，所以，此书一面世，缪氏便与之议价，还没有谈妥就被另外一位藏书家清室伯义（盛昱）买去，秘不示人。虽缪氏与盛昱相交颇深，向其借观，反复请求，盛氏只抄《石林燕语辨》一帙，而不给他看原书。对此，缪氏心中耿念，一直到盛昱去世，藏书渐次散出，当时身在上海的缪氏驰书嘱托傅增湘物色此书。
傅增湘在宏远堂书肆发现此书，乃以重金收之。缪氏夙愿得遂，忻喜过望，数年间，细加校勘，1919年，去世两月前手授陶湘，托其出版，陶湘慨然引为己任，于1922年刊刻完毕。其后，陶湘又以缪荃孙所校《儒学警悟》就商于傅增湘。傅氏以与此书雅有因缘，“因为检索群书，参订各本，正其讹误，补其脱逸”，1924年由北京文楷斋精刻，用存世珍稀的开化纸刊印。1999年，中华书局据馆藏该本原本影印出版。
《儒学警悟》是大部头的私刻本丛书，私刻不同与官刻，它是以崇尚学问、文化推广、传播知识为目的。俞成在跋文中提到：“凡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间有出于己意，皆荟轰也。然而或又得于师友之声款者，议论该博，识见超拔，大概为儒学设，亦为警悟用，不专主太丘一说也。”
该丛书所选的六部书，均为宋代学术型的考据类笔记，内容多记宋代典章制度、人物掌故、琐事遗闻，包含如何应试、写作，为人处世等等，非常地接地气，全面反映了宋人的文化生活，而不只是高谈治道。是研究宋代笔记、宋代文化的重要文献。这正是《儒学警悟》书名的由来，其书标榜儒学，但其中所依并非程朱理学，其思想独立灵动，识见超拔，可以助学人警觉省悟。如明代《五朝小说》序言中所讲：“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可谓是宋代的“百度百科”“知乎”。
此外，丛书收录的《石林燕语辩》亦是海内孤本，为“直斋未见，大典未录之书”，且作者汪应辰所辨大都关涉北宋的掌故。
所以，该丛书对于研究宋代的制度掌故、佚文遗事,整理考订、校勘古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首创综合性丛书体例之功，更是不可磨灭。
叶德辉《书林清话》讲，“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诚为便于购求之事。宋人《儒学警悟》《百川学海》二者，为丛书之滥觞。《儒学警悟》宋太学俞鼎孙同上舍兄经编，其书分七集……壬戌为嘉泰二年，《百川学海》前人考定为咸淳癸酉刻，则《儒学警悟》犹在其前。”清末民初艺风堂老人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说，“《儒学警悟》四十卷，宋太学俞鼎孙编。此书世无罕见，《四库提要》编大典时，即未见此书，并不知其为丛书。此书刊于（宋）嘉泰壬戌（二年，1202年），先《百川学海》七十二年，得不推为丛书之祖？”
又在《儒学警悟》序称：“《儒学警悟》既为丛书之鼻祖，又为海内之孤袠，其中《燕语辨》一集，更为直斋所未见，《大典》未录之书，一旦复出，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事也”。
陶湘说：“殿版书以开化纸印本尤为精美，予生平酷嗜之。吾友吴君眉孙尝戏予曰：周鼎商彝，世多赝造，若开化纸自乾隆以后不复制，而其技亦亡，后有巧工，无能为役，藏书家宜永宝之。此虽谐言，中有至理。”陶湘采用存世珍稀的开化纸印这部《儒学警悟》，足见他对此书的珍重。而且在丛书扉页，特请国学大师罗振玉篆书题“儒学警悟七集四十卷”，并有罗氏署名和印章。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此书首先开创了综合性丛书的体例。（俞建刚 俞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