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3月5日电（谭庆驹 王桂花 任珊珊）这是一张很珍贵的“彩色照片”。略微泛黄的相纸上，一个年轻人绽开朴实而真诚的微笑。身上的绿军装、红红的嘴唇和衣领上的徽章，是用透明水彩涂抹上去的，大红大绿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隐约透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审美趣味。照片背面写着几行褪色的黑色钢笔字：“赠给：小王妹妹，永远留念，哥雷锋。62.7.25”。

首次公开的雷锋彩照（翻拍）

　　这张照片是广州市民王桂花最宝贵的收藏。每当看到它，42年前雷锋送她照片的一幕便会浮现在她眼前。那一年，王桂花刚上小学，而雷锋才22岁。在他送出照片的21天后，1962年8月15日，雷锋同志就因执行任务不幸牺牲于辽宁省抚顺市。

　　昨天，记者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这张首次公开的雷锋“彩照”。主人小心地从包里取出了照片，照片的一角上有一条不太明显的裂痕，王桂花惋惜地说，那是自己的儿子小时候顽皮撕裂的。为了更好地保护照片，她特意给照片过了塑。

　　当年雷锋请她从自己的相册里挑选照片以作留念，而她选中的恰好是相册里惟一的一张水彩上色照片。因此，雷锋牺牲前送出的这张签名“彩照”，很可能是世上仅存的一张。

　　王桂花说，如果不是记者软磨硬泡，她本不想公开这张对她来说意义非凡的照片。她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以前在深圳，曾经有人出高价要收藏这张照片，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我对这张照片的感情？那还用说吗？40多年了一直带在身边啊。”

　　雷锋把相册惟一“彩照”送给我

　　1962年夏天，还没上小学的我随母亲去雷锋所在的部队看望刚刚当兵不久的大哥。当我们辗转来到哥哥所在部队的驻地———抚顺市时，哥哥却因公出车没能赶来车站接我们。到了部队营地，安排家属住的地方是一间只有5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面光线黑暗，只有从门缝透进来的一丝光亮。我从小就怕黑，再加上刚才没见到大哥觉得委屈，这时便躲到墙角里，扑簌簌地掉起了眼泪。

　　雷锋带我参观部队营房

　　这时，只听到屋外有人问：“听说部队有家属来了？在哪里？”随着声音进来一名个子不高的战士，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军装，白皙的脸上一双笑眯眯的眼睛打量着我。他和蔼地问：“小妹妹，咋啦，为啥哭鼻子？毛主席的好孩子是不哭的。”被他的亲切话语所感动，我不哭了。“小妹妹，我带你出去玩好吗？”就这样，我跟他出去了。

　　交谈中，我知道了他的名字“雷锋”。雷锋带我参观了营房里外许多好玩的地方。把我送回家属宿舍时，雷锋亲切地对我说：“小王妹妹，记住，只要有时间，我就过来和你玩，好吗？”我高兴地大声说：“好的，谢谢小雷哥哥”。

　　从那以后我和雷锋一见面，就亲切地互称“小王妹妹”、“小雷哥哥”。

　　雷锋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在部队探望大哥的日子里，和大哥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而雷锋却几乎成了陪我时间最多的人。只要有时间，他准会过来陪我玩。

　　转眼之间我们来部队探望大哥已半月有余，母亲要带我返回家乡。一听要走，我特别不开心。因为小雷哥哥出车好几天了，不知我走之前他是否能赶回来。我索性跑到他住的营房前，呆呆地等他回来。等啊等，天渐渐黑了，突然我听到了“轰隆隆”的汽车声，小雷哥哥回来了！我飞奔了过去，果然是雷锋回来了。

　　得知我们要走，雷锋说：“我送你一样东西做纪念”。在雷锋的宿舍里，他从一个缀着补丁的行军包里拿出一本相册，对我说：“小王妹妹，这是我的全部照片，选一张你喜欢的吧。”

　　我一直把照片带在身边

　　我翻开了相册，看到一张水彩上色照片，这也是相册里惟一的“彩色照片”。“就要这一张”。听了我的话，雷锋沉默了，我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觉得他的表情有些异样。他说：“小王妹妹，换一张行不行”？我固执地摇了摇头。雷锋望着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然后爽快地说了一句：“好吧！就是这一张。不过，在你走前给你，好吗？”我高兴地回答：“好的，但不准‘黄牛’（说谎）。”

　　可是，等到7月25日我们要走的时候，雷锋还没出现。我的拗脾气上来了，不管母亲怎么劝，部队首长怎么保证，都不肯走，一定要等到他。

　　时间在我们的焦急等待中匆匆流过，雷锋终于来了，手里果然拿着那张他惟一的彩色照片，他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的面前，郑重其事地把照片递给了我。翻看照片的后面，我看到了几行小字“赠给：小王妹妹，永远留念，哥雷锋。62.7.25”。得到了这张照片，我激动地哭了。雷锋把我抱上他开的汽车，送我们到火车站。

　　“小雷哥哥，再见！再见！”我在火车上喊着，挥动着双手。

　　雷锋因公殉职时，年仅22岁，他把用短暂生命书写的伟大人生和高尚品德与共产主义精神留给了人间。40多年来，我无时无刻地把这张珍贵的照片带在身边。（责编/魏晓航）

　　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