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4月19日电 　上期笔者的文章谈到温州炒房团短期内获益的理由，如果这算作辩论的正方的话，那么，今天我想谈谈反方的理由。和温州炒房团及其支持者相比，反方的力量及其规模都极其强大。

　　据我初步观察，反方阵营应由以下一些主力构成：已经在行动的第6城市群内各个城市政府、官方研究机构、地方人大和政协的主流意见，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和所有未购房的居民以及愿意在第6城市群内投资开发的房地产商。他们批判温州炒房团的理由是：1.温州炒房团的行为推动了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扬，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价格与价值的背离；2.过快地拉动了城市商务成本的上扬，加大了第6城市群区域内非生产性成本；3.由于一个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利润也不是无限扩张的，因此，战略投资者往往担心三四年以后的利润被提前蒸发掉；4.对于未购房者产生了极大的购房压力和心理压力，造成了新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状况。因此，反方的声音中，有主张直接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房市投机行为的，也就是近来网上和部分指责媒体上所流传的“长三角联手狙击温州炒房团”的说法。

　　对于狙击温州炒房团的说法，正方一开始嗤之以鼻，正方或者强调市场经济的神圣性，或者指出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并无违法之嫌(而且自己承担高额风险)，也有干脆反对行政力量介入的。稍早些时候，《文汇报》还报道说，温州市府的一位秘书长对于民众要求温州政府干预温州炒房团的呼吁表示惊讶。对此，我只能表示更惊讶。我的看法是，行政力量依法干预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温州炒房团投机过度现象的存在，不仅在短期内会迅速危害全国大中城市的基本民生，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必将危害温州经济本身。具体说来，市场经济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中国这种后发经济的土壤上，我们无法奢望市场投机会给我们带来美妙的市场结局，当炒房团运用索罗斯式的投机手法，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继续兴风作浪之际，实际上表现了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而地方政府的调控只是干预了这种会产生无穷危害的市场非理性行为。其次，第6城市群区域内各城市政府纷纷推出限制性的措施，而且针对性又如此之强。有的条例如上海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修正案(草案)》在讨论时，获得上海人大代表的一致同意，本身也表明了主流民意对非理性冲动的干预决心和信心。在此，现代政府强调的是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所谓公共行政就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代表最大多数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仅能满足温州炒房团之类少数人的利益，这和“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也是一致的。此外，有证据表明，温州炒房团的触角已经越过山海关进入东北城市的门槛。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东三省政府来不及作出干预性措施，中央政府也要干预。

　　显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单是市场投机行为的过度问题，而是一场全国性的关于民生和城市商务成本公共成本的辩论了。这种影响已经开始具有政治意义。也可以说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干预以温州炒房团为代表的投机行为，正是在房地产市场领域积极地实施科学的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对此，温州、温州人也许会感到委屈。但温州形象正在全国面临着一场公共信任的危机。如果温州自己没有得力的措施加以干预，那么，温州产品、温州客商在全国各地都会遭到消费者的抵触心理，也等于是给温州经济注入了海洛因。从这个角度说，温州炒房团必须认输。（国际金融报/上海社会科学院　王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