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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上海频道 刘文
5月6日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生张正浩，在南洋模范中学时就对秦兵马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研究，他最近得出结论，认为
1999年9月10日在秦兵马俑二号坑弩兵军阵发现的著名的绿面跪射俑是秦代狙击兵。
秦绿面跪射俑的姿态为蹲跪式，左腿蹲曲，右膝跪地，右足竖起足尖抵地，身微向右侧转，双臂曲举于身的右侧，双手一上一下作控弓弩状，身穿长襦，腰束革带，外披铠甲，下身穿裤，腿上缚护腿，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头绾圆椎形发髻，长方面庞，浓眉大眼，眼睛为白晴、黑珠。双目大而有神，凝视前方，造型精悍，气质威武，是关中秦人古代战士的典型形象。
与兵马俑所有出土的秦俑不同的是，这尊弩弓射手俑面色呈青绿，出土时其额头、脸颊甚至双耳都保留着绿色，是已出土的秦兵马俑中唯一的绿脸俑。
绿面俑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许多推断都难以成立，尚不能确定这尊俑的面部为何要涂绿色颜料。
有专家认为，古人常以绿色形容灰黑色或黑色的物体。秦王朝时把百姓称“黔首”，黔就是黑色，因百姓常年风吹日晒，容颜黎黑。然而绿面俑在秦俑坑中仅见一例。那么，为什么仅在二号坑弩兵军阵有绿面俑，其他兵阵士兵难道面部都不“黎黑”吗？
还有各种观点认为绿面俑为绿色人种；绿面俑为做俑工匠的恶作剧；绿面俑应为军中傩人等。首先绿色人种自古至今还未发现，从人种学上来讲是不通的。其次，恶作剧更是与秦时社会的状况不符。秦兵马俑的制作严格按制度办事，实行“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制作每个陶俑，工匠都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陶俑的身上，以便检查验收。在秦俑坑中已发现80多个不同的制作者名字。因此恶作剧是讲不通的：所有兵阵里，只有一张青脸凸现，一望便知，没有一个工匠敢于这样做。
最后，“绿面俑应为军中傩人”说法在绿面俑分布上也难以确立，如果确实存在这样傩礼的礼制，就不应该仅在二号坑弩兵军阵中出现，在一号坑主要军阵中更加应该存在绿面俑傩人。所以，军中傩人的说法没有充分性证据的支持。
张正浩认为，秦兵马俑阵是古代写实主义艺术的典范之作，是秦王朝军事真实作战形式的再现。所以，证明绿面俑真实身份，必要条件是必须符合表达秦时军事实际的现实主义雕塑作品的线索和信息，也就是说要以兵马俑阵已经存在的事实为依据，不能是推断和假说。
在冷兵器时代，弓弩的出现结束了投掷武器中远距离“非精确打击”的历史。弓弩的战场作用与现代枪支的作用和目的完全相同：在一定射击距离内，一是布阵密集射击杀伤对方兵阵的敌人；二是单兵作战，有选择地个别精确消灭敌方的有生目标，这就是狙击战术。
“狙击”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史记·留侯世家》：“秦始皇东游，良与客狙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虽然在这个特例中的“狙击”是埋伏暗杀的意思，与中远距离的狙击射击在技术上的含义不同，但是其战术目的是一致的。说明在秦始皇时代，狙击的战术意识已经十分流行。所以，作为事实上的中远距离精确射杀目标的弓弩手，绿面俑也基本符合作为狙击兵的一个要素。
众所周知，狙击战术从它的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伪装技术紧密相连，直至今日。除了利用服饰和地形地貌伪装与掩护之外，最基本的伪装就是把人体中最容易被敌方发现的暴露部分——脸部涂成与战场环境相近的颜色。张正浩说，绿色，作为面部的伪装色彩，至今仍然是现代狙击兵和特种兵采用的基本伪装色。
弓弩发射少有声息，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建筑物的密集程度很低，战场环境绝大多数在野外。张正浩说，可以想象，一位额头、双耳和面颊全部涂成绿色，体格健壮，相貌精悍的狙击兵悄然接近敌阵，蛰伏隐蔽静候，与绿色环境浑然一体。一旦敌方目标出现，一箭飞射，毙敌首于无声处！
所以弓弩狙击兵脸部的伪装色彩毫无疑义地选择为绿色。这是证明绿面俑身份第二个重要因素的由来。
第三个明证是狙击兵在“军事编制”中的数量多寡。由于狙击战术的要求，狙击手一般都是单兵作战，即使在近代和现代，狙击兵的数量在军队中的比例也是很小的。作为“拟人拟势”竭尽全力反映秦始皇生前军事实况的秦兵马俑军事模型阵，绿面跪射俑作为仅有一位狙击兵列阵也基本符合当时军事作战的特点。所以，从反映当时军队状况的现实出发，在二号坑弩兵军阵中只“编制”了一尊绿面跪射俑，可能不是偶然行为，而很可能是真实地反映了秦时军队建制的情况！
根据以上三项证据，张正浩认为，绿面跪射俑的真实身份是秦时弓弩狙击射手。
上海市科技协会科普部部长赵卫建认为，支持“绿面跪射俑为弓弩狙击射手”的三项证据全部来自秦兵马俑坑的实证，论据充分，匹配和揭示了绿面跪射俑为狙击兵的真实身份。张正浩同学的研究很有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认为，秦兵马俑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瑰宝，深入研究和破解其中尚存的学术谜团，需要从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等不同学科和视角来加以研究考证。目前需要培养我国年轻一代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对张正浩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应予充分肯定，他希望能引发更多的研究与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