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事业比较发达、运作相对规范的国家的实践经验，可以给我们发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作用提供有益的借鉴。比如，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独立于其之外的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首席检察官可以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法国政府专门设置独立性很强的慈善监督机构，明确拒绝接受慈善组织诸如人、财、物等所谓的“工作帮助”，保证了慈善机构获得的善款得到善用。由此不难发现，这些监督机构都很注重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避免与慈善组织之间存在正向利益关联，这也是它们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的坚实基础。 …[详细] |
| 监督唯有独立才能更具力量。这就要求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必须是相对平等的主体，即二者的地位应该是独立和平等的，而不是依附、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如果监督者的地位缺乏独立性，那么就会大大减弱监督的力度和效果。从报道的情况看，这次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红会自身邀请产生，公众难免对其独立性产生质疑；这些公众人物难有时间专司监督之责，将使监督效果打了折扣；监督所需经费恐也由红会开支，客观上也容易造成监督理不直、气不壮。 …[详细] |
| 即便红会努力了、前进了，其依然难以让公众满意，继而重树社会公信力，只因其机制设置落后公众期待甚远，一则，透明机制虽已设立，但仍然漏洞百出，这更加剧了公众的质疑；二则，此次监督委员会虽然是名人了，但名人并不等于强有力的监督，更何况，这背后尚有诸多不明之处，如为何选择这些名人？这是如何邀请的？有没有经过选拔过程？如果没有，那算不算“内定”？如果是“内定”的人选，又如何代表社会监督？ …[详细] |
| 此类疑问，挥之不去，毕竟，红会监督委员会选拔过程的“暧昧”，已经让公众对监督委员会的期待减损大半。更何况这监督委员会还是2009年建立的，如今正好是换届时机，前三年作为寥寥，如今换成“内定”的名人，就期待有180度的转变，的确难以让公众抱有极大的期望。要拯救红会的监管，仍需从选拔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这里的委员，需要的不仅仅是名人和专业人士，而是要通过社会选拔出来的，对监督红会有着极大热情与责任感的人。如果，仅凭红会自己邀请、内定，这样的监督委员会恐怕仍是“自我监督”。 …[详细] |
| 15个委员是来自各界有专业背景、社会影响力的代表，虽然红会如何遴选委员，又将如何全力保障社会监督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我们不得而知，但相信委员们会爱惜羽毛、本着为社会负责的态度来监督。不过，红会在选择委员上有很大的权力，而公众又没能参与其中，首先可能使红会此举打折，在人情味儿特别浓的现在，委员受邀而来，在“适当”时候会否卖个面子，给个机会和一些时间“缓缓”，也是值得怀疑的。 …[详细] |
| 去年7月31日红会上线运行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本来应成为挽救公信的有力举措，但反而引来更多的讨伐。如搞错日期，在玉树地震前半个月，一些明星的捐款就已经到位；其中有不少1毛、1分的捐款；李连杰单次超200万的捐款变成区区几百元；成龙捐1毛……类似事情如果再度发生，或再出现一些天价餐、郭美美之类的问题，不但红会自身会陷入更深的危机中，而且还可能把委员们“拉下水”。因此，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之外，还应把接受的捐赠和工作一五一十地付之于公众，让每个公众都能进行监督。 …[详细] |
|
|
|
http://forum.home.news.cn/vote_dc_world.jsp?voteid=1071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