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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化史——怎样理解“文化的江山”
2020-02-12 14:18:29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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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化史——怎样理解“文化的江山”

曾侯乙墓出土铜编钟(局部) 图片选自“文化的江山”

  

  原本,文化是文化,江山是江山。前者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作品,代代流传,代代创造。江山属于自然,无非山川草木,是人类活动的背景、资源和舞台。现在刘刚、李冬君创造了一个概念叫作“文化的江山”,文化于是具备了自然的面貌,而江山也拥有了文化的品格。学术与文化,概念是创新的核心,非虚言也。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推出12卷巨著“文化的江山”,已经面世的是四部,即《文化中国的来源》《王朝中国的确立》《中国风雅颂》和《中国轴心期》。探索早期中国的文化历程,四部著作已经风格尽显,加上随后赶来的八部书,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化历史画卷,就这样突如其来地铺展开来。恍惚之间,颇有应接不暇的感觉。

  “文化的江山”是通过文化的途径和对文化的观察来理解中国,这既不是通常意义下的文化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历史。文化,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当我们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区别讨论的时候,这时的文化是属于狭义的文化。当我们把政治、经济、社会都置于文化的平台上看待时,这时的文化属于广义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广义的文化概念有特指某种文化的意涵,但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之内,经常使用广义的文化会导致狭义的文化空间被挤压,丧失其本来的价值。大概就因为如此,“文化的江山”的作者特别强调“文化中国”的立场,坚持用文化的立场理解和书写中国的文化历程。

  与“文化的江山”相对应的是“王朝中国”,即从政治的立场理解中国历史。作者认为,用“王朝中国”的立场理解、书写中国历史是中国最主流的立场,一部“二十五史”,以王朝为单位书写历史,是典型的“王朝中国”立场。在“文化的江山”一书的引言中,作者以“发现文化的江山”为题,开宗明义地表明鲜明的立场:

  “历史上,其实有两种中国史观。

  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作王朝中国。

  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作文化中国。

  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二三百年,都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

  中国的江山不仅是王朝的,更是文化的,文化比王朝更耐久,更有生命力,更有价值。这是“文化的江山”的基本观念,既是核心理念也是分析理路。如果说,此前更盛行的中国历史阅读法是“王朝中国观”,那么本书提倡和实行的则是“文化中国观”。因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晰,前者可以称作中国历史的“政治主义”,而“文化的江山”坚持的可以称作“文化主义”。读书界的未来反应,“知我罪我”关键就在这里。

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化史——怎样理解“文化的江山”

“文化的江山” 刘刚 李冬君 著 中信出版社 图片选自“文化的江山”

  

  要重新梳理中国的历史,无法回避远古的探索。“文化的江山”第一部《文化中国的来源》,是要从文化主义的立场找到文化中国的最初源头。作者从半坡的彩陶入手,用一束文化的光源照亮彩陶,在一个石器的时代,找到了引领未来的“彩陶之光”。这束光,跨越千万里,照进红山文化遗址,于是有了“石灵之光”。之所以重视红山文化,因为作者的思想中有一条玉的光束,而红山文化是现在所知中国大地上最早的玉文化呈现。作者心中有光,石头也被照亮,书中说“人类灵性的花朵,先在石头上盛开,从石头蔓延到万物,而使万物有灵”。《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者”,玉就是石头的美丽代表。人类最初的灵光一现,便是牛河梁遗址上的片片玉器。从彩陶到玉器,作者的观点很重要,他认为这就是文化中国,很久远很美丽。先有文化中国,后有王朝中国,所以文化中国更重要。

  文化中国,玉器最有代表性,从河姆渡到良渚文化,正是文化中国的创新期。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有层累关系,玉器制作发达,是良渚文化留下的深刻印记。河姆渡没有赶上古国的头班车,但良渚文化中却颇多早期国家的痕迹。当然,文化中国并没有贯彻始终,很快,变迁发生了,文化中国遭受王朝中国的替代。作者是通过怪力乱神的《山海经》来阐发这个过程的。“从神话到历史,《山海经》的世界,贯穿了三个时代,包含了两个中国”。“三个时代,分别是彩陶时代、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从彩陶时代到玉器时代,是文化中国从滥觞到形成的时期;从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是文化中国向王朝中国的过渡时期。”作者从两个夸父的例证入手,证明夸父这位纯粹的神话人物后来发生转化,他也参与早期王朝中国的塑造。导致这个重大变迁的力量是暴力,即战争。

  看看你所知道的青铜器吧,充满了暴力美学。作者把青铜时代与王朝中国联系起来,依据充分。“国家的来源,从文化认同转向武力统一;国家的前途,从和平发展转向征战立国;国家的制度安排,从尚贤制转向世袭制,从‘天下为公’的公共权力转向‘家天下’的君主专制”。青铜器的发展路径,就这样带动了王朝中国的发展。“来自青铜的剑影刀光,砸碎了玉的温情与梦想,终结了玉器时代的‘诗与远方’”。在王朝中国确立之后,文化中国并没有烟消云散,它们以另外的方式渗透在王朝中国之中。

  在早期中国的文献和考古中寻找“文化中国”的存在,在王朝中国确立之后,这便是第三册《中国风雅颂》的目标。作者的考察结论是,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潜流始终存在,比如王朝中国与天下,文化中国属于后者,相对礼乐与权力,文化中国属于前者。不仅如此,每到中华面临危难之际,文化中国就会挺身而出,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过,从文化江山的立场出发,会发现不同的学派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比如墨家对于文化中国的坚守强过儒家,儒家在总体上更像是弥合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综合派。“在先秦诸子的国家学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三派是儒家、法家和墨家。三家之中,法家是坚定的王朝中国派,墨家坚守着文化中国的理想,而儒家则在两者之间搞平衡,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这叫作‘指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之道”。

  说法家是坚定的王朝中国派,这不会引发歧义,但把墨家看作是文化中国的代表学派,恐怕不会获得齐声赞同。比如道家,他们是更远离王朝中国的一派,在批判王朝中国的时候,道教应该是最坚定的。对此,作者有自己思考。一方面,墨家是民间力量的代表。对于王朝中国的批判,除了批判的武器,也存在武器的批判,而墨家思想武装了基层社会,狭义精神,深藏在民间,他们就是武器批判的基本力量。一旦王朝中国自废武功,民间力量就会崛起,与文化中国结盟,奋力拯救中国。另一方面,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在理论上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人,所以《史记》才会把他们写入一传,就是因为发现了二者的一致性。

  第四卷《中国的轴心期》,全面讨论先秦诸子思想,作为轴心期的中国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锋芒所在皆有,涉及的问题也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这些思想结晶,不仅能够为王朝中国提供资源,也能为文化中国提供滋养。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几千年里程中,诸子思想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渊薮,供应中国文化,源源不断。

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化史——怎样理解“文化的江山”

殷墟出土龟甲正反面 图片选自“文化的江山”

  

  “文化的江山”的作者,在梳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坚实的“文化中国”红线,于是很自然地成为中国文化自信派,不仅批评“王朝中国”的观点,也自然远离了中国文化自卑派。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于王朝中国观点的批判,不是借助外来理论,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内部找到了“批判武器”的源头活水,即中国文化。“有人说,传统文化是政治文化,正如中国是王朝的属性,不能脱离王朝而存在,文化成了政治的属性,也不能离开政治而存在。这是站在王朝中国的立场来看文化中国,看到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相结合的那一面。可一旦王朝政治式微,天下安危就要靠文化中国来担当了。当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为国家统一提供范式;当改朝换代时,文化中国以民本为基地,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据;当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国时,文化中国依然屹立,或以夏变夷,或革命攘夷。正是有了文化中国的存在,我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至今未诉衰。”以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如同动员自身抗体,这当然是根本之道。

  于是,与文化中国相对应的王朝中国就成了重要的对话者。对于王朝中国的观点,相信中国读者都不陌生。从狭义的视角看,政治与文化都是大文化观的一部分,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义务,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历代政治制度、帝王将相和政治活动,都是王朝政治的主要内容。政治与文化既然属于不同的领域,自然会存在分界,只要有分界,就难免不会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我们的史学比较强调政治发挥的作用,按照文化中国的观点,这种强调政治作用的观点已经夸大了政治的力量,对于历史认识,夸大就会失真。了解作者的学术经历,我们的理解会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历史的认识上,强调政治的作用,是史学界的普遍情况,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大约非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莫属。刘先生提出“王权主义”概念,用来表达政治权力的扩张和垄断性。“文化的江山”的两位作者,都是刘泽华先生的研究生,李冬君还跟刘先生读完博士,并留校任教,所以他们十分熟悉刘先生的学术观点。刘先生设立“王权主义”概念,是为了更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历史,而王权主义现象正是刘先生力主批判和否定的一种政治传统。

  “文化的江山”作者认为,在认识中国政治传统问题上,王权主义是一把手术刀,深刻而准确。但是,超出政治范围之后,王权主义的锋芒便遭遇困难。曾见到《东方历史评论》上刊登作者的一篇文章《寻找“文化中国”的起点和入口》,作者清楚地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历程。有关王朝中国问题,对话几乎就是王权主义。“王权主义能不能囊括中国政治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全部?如果全部囊括了,那么对传统的批判本身,以及对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追求,来自哪里?反传统的动力又是从哪儿来的?”从问题的提出,能看到作者的思考,也能看到学术的代际传统与发展。学术的基本规律是继承与发展,没有继承的发展是另起炉灶,没有发展的继承只能是照本宣科。刘泽华先生强调“王权主义”理论,在刘刚、李冬君2009年出版《文化的江山》时曾参加过相关的宣介活动,对于学生的新建树,表现出导师的支持与自豪。刘先生一贯鼓励学生提出有别于自己的新观点,认为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道。如今,刘刚、李冬君的建树再次升级,刘先生若能得知,相信一定会满心喜悦。

  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在中国历史的几千年历程中,到底怎样补充,怎样抵触,怎样共同推动了历史前行,许多问题依然有待于深入研究。“文化的江山”丛书,随后还有八部著作在排队出版,相信会有持续的论证。现在,有两个基本的学术理路摆在这里,政治的叫王朝中国(或王权主义),文化的叫文化中国,到底谁更适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前路已经开辟,且待来人抉择。

  

  “文化的江山”丛书的作者刘刚、李冬君,是一对学术夫妻,以文化江山为核心,他们的研讨至今超过十年。2009年,他们出版同名的《文化的江山》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可以看作是如今著作的纲领。此后,又出版了《自由的款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是一部历史文化随笔。2015年,又出版《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集团),探索古代世界的历史走向。即使后来的两部书,核心的话题依然是“文化的江山”。现在,我们读到四卷本“文化的江山”的很多金句和精彩结论,许多都能在上面三部书中找到最初的原型。学术的发展,在积累中探索进步,学术界如此,学者个体也无不如此。

  不仅是学术思想,即写作风格,“文化的江山”也保持了统一性。这不是标准的学术论文或专著,更恰当地说应该是学术散文,一些比喻和想象,如同诗一样具有扩散特性。很多章节都围绕着同一主题进行,有的章节也会涉及多个问题。汪洋恣肆,天马行空,这样的文风一定会让很多读者击节欣赏,也会让一些读者很不习惯。沟通古今,中西横议,要想很好地跟上作者的节奏与话题,读者的知识储备需要稍加丰富。

  “文化的江山”是学术的纵横议论,并不关注具体历史知识的普及。但考虑到读者的不同需要,每一章的后面,都会有一节设计感极强的文字,补充基本知识,配满相应图片,美轮美奂。这是图文并茂的古老传统,因为今天的图版能够做到缤纷别致,自然超出传统插图太多。当然,如果为了保证思考的节奏,也可以直接进入下一章。

  更应该关注的是作者的观点是怎样形成的。作者十分强调文化个体性,这部作品体现了怎样的文化个体性呢?不管是学术经验还是其他经验,时代的总结与个体的总结都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学术建设,个体的体验与发现是十分关键的。在历史研究中,怎样展现个体性?除了在学术观点、方法等对前人的继承发展,个性的文化体验是不可忽略的。十多年以前,作者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唐朝重要,还是唐诗重要?”作为唐史研究者,这个问题让我陷入沉思。唐诗产生于唐朝,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重要,没有唐朝就不该有唐诗。但更严重的事实是,唐朝已经湮灭一千多年,唐诗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电视节目诗词大会,竟然能举国若狂。作为一种文化结晶,唐诗一直在滋润中国人的生活,一直为中国人提供文化享受。如此说来,当然是唐诗更重要。原来,这就是“文化江山”的逻辑起点,所有的王朝都会走向湮灭,只有文化会生生不息。一个时代,只有创造出不朽的文化产品,才会变得不朽,否则除了变成时间符号,再无意义。

  唐朝与唐诗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学术论证,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体验。个性的文化体验,上升为学术观点,只要获得史料的支持和逻辑的合理论证。在最终的学术产品中,最初的体验在论证过程中完全可以略去,然而,作为学术发现原点,个性体验显然是需要肯定的。所以,从“文化的江山”丛书中,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作者的观点,也要看到作者独特学术思路的来龙去脉,尤其要承认文化个体性体验的积极意义。

  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2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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