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是威胁我国女性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是5.6万例，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宫颈癌筛查覆盖率的持续提升，使越来越多育龄女性在癌前病变阶段即被发现，然而，“发现即切除”的传统诊疗模式也因此迎来了新的审视与反思。如何在阻断癌变与保护生育力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妇科肿瘤领域的重要课题。

近日，新华网《对话健康中国》栏目专访了电子科技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医师张国楠教授，就宫颈癌前病变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医师张国楠教授

以下为采访实录：

新华网：请您介绍下，临床上宫颈癌前病变的主要发病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张国楠教授：随着筛查覆盖率提升，越来越多患者在癌前病变阶段被早期发现。当前最突出的特点是发病年轻化趋势显著，育龄期患者占比持续升高，其中相当一部分有明确生育需求。这倒逼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发现即切除”的诊疗模式——比如说CIN2具有明显生物学异质性，约50%-60%的病变可在2年内自然消退，年轻女性消退率更高，这为推行分层管理、避免过度治疗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基础。

新华网：目前，针对宫颈癌前病变，临床上有哪些应对策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临床痛点？

张国楠教授：综合国内外指南和专家共识，当前临床管理主要分三类：一是主动监测，适用于CIN1及严格筛选的低风险CIN2患者；二是切除性治疗，如LEEP、冷刀锥切，仍是高风险病变的标准手段；三是非切除性治疗，包括消融、光动力等，用于保留宫颈结构。

核心痛点在于如何平衡“防癌安全”与“生育力保护”。切除手术疗效确切，但是代价也是明确的，切除的宫颈组织不可再生，多次或深部切除会显著增加早产、胎膜早破等远期风险；而单纯观察又面临患者焦虑、失访和病变进展的问题。此外，创新无创疗法的医保可及性也是现实痛点——当诊疗理念已转向个体化和生育友好，若支付体系跟不上，患者可能因经济原因被迫放弃更优选择。

新华网：在您看来，哪些患者其实可以不做切除手术，用创伤更小的办法治疗？

张国楠教授：首先，CIN1患者首选规范随访，无需积极手术。其次，对于CIN2患者，2026版中国专家共识明确了精细化管理路径：年轻、有生育需求，且诊断可靠、病变与鳞柱交界完整可见、排除浸润癌和腺上皮异常、能保证规律随访者，可以选择主动监测或规范的非切除性治疗。但必须强调，非手术治疗不是降低标准，CIN3、原位腺癌、怀疑浸润癌、病变上界不可见、宫颈管受累或无法保证随访者，仍需以切除性诊疗为首选。

新华网：很多患者和家属担心“不切干净会癌变”，这种焦虑是否也导致了过度手术？

张国楠教授：这种焦虑完全可以理解，但医学决策不能“一刀切”。不同级别病变的自然转归不同，即使同为CIN2，因年龄、HPV型别、病变范围、随访条件不同，风险也千差万别。全部按最高风险处理，必然导致过度治疗。

我们要向患者传递一个核心观念：不立即切除≠不治疗，非手术≠放任不管。前提是通过规范的阴道镜、病理和宫颈管评估，充分排除高危病变；选择保守或非手术方案后，必须严格按计划随访，一旦疗效不佳或病变进展，及时转为手术治疗。

真正理性的选择，从来不是“切得越多越安心”，而是在守住肿瘤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选择对患者终身健康损伤最小、最符合其人生规划的方案。

新华网：现在有哪些无创或微创的治疗手段，不需要开刀就能处理病变？

张国楠教授：目前宫颈癌前病变的非切除性手段主要包括热消融、冷冻、激光消融以及光动力治疗。消融类技术通过物理方式破坏病变组织，WHO指南及ASCCP共识已推荐用于严格筛选的低风险患者。

光动力治疗中，盐酸氨酮戊酸己酯光动力治疗（HAL-PDT）是标准化的药械组合系统，有国际多中心Ⅲ期随机对照研究的1A类循证证据，已纳入2026年宫颈光动力治疗专家共识的优先推荐，且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符合适应症的CIN2患者治疗。

非手术治疗的合理定位是给部分合适的患者一个通过无创治疗达到病变治愈的机会，如HAL-PDT的治疗建议在年轻、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子宫颈SCJ及病变上缘完全可见，无子宫颈管内HSIL的CIN2患者中应用，而不是替代所有LEEP或锥切。

新华网：与传统的切除手术相比，这些无创治疗手段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目前有没有局限性或适用范围？

张国楠教授：最大的价值不是“比手术疗效更好”，而是为患者提供了“积极治疗病变、同时保留宫颈结构”的第三条路径，填补了“主动观察”与“立即切除”之间的空白。宫颈不仅是病变部位，更是维持生殖健康的重要器官，对于年轻、有生育需求的女性，保留宫颈完整性的意义重大。

局限性同样明确：第一，无法取得完整切除标本，因此术前必须通过严格评估排除浸润癌和腺上皮病变，这是安全前提；第二，有严格的适应症边界，并非所有患者都适用；第三，治疗后仍需规范随访，少数疗效不佳者仍需转为其他方式治疗。

总而言之，它是精准适用人群的优质选项，而非万能替代方案。用好它的关键，是严格把握指征、规范操作、保证随访。

新华网：关于无创治疗手段纳入医保，您有哪些建议？

张国楠教授：宫颈癌前病变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很多，目前有的产品已提交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申报。对于宫颈癌前病变的无创治疗，产品上市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医保可及性则决定了“能不能用得起”的问题。

关于医保端的评估，我仅站在临床诊疗的角度，谈一点不成熟的观察和想法：从长期健康效益来看，对适宜的育龄期患者，非切除性治疗可能减少手术、麻醉、并发症以及未来不良妊娠相关的一系列医疗支出。或许可以从全生命周期健康价值的视角来考量，而不仅限于单次治疗的直接价格。

结合临床一线工作和患者的获益角度，几点初步想法，仅供政策制定参考：一是可考虑精准限定支付人群，聚焦符合指征、有生育力保护需求的CIN2患者；二是患者的治疗包括了用药、器械操作和随访等多个环节，可考虑从全流程的角度设计支付路径，避免碎片化；三是同步开展真实世界数据登记与疗效评价，既保障诊疗规范，也为医保政策优化积累循证依据；四是可探索按疗程支付等价值导向的付费方式，减少经济因素对临床决策的干扰。

以上都是基于临床一线工作的粗浅体会，最终的政策设计与统筹安排，还是要以国家医保部门的科学研判与正式决策为准。

新华网：展望未来，您希望看到未来妇科肿瘤的诊疗哪些积极变化？

张国楠教授：我希望宫颈癌前病变的诊疗从“发现即切除”的单一模式，真正转向以风险分层为基础、以患者全生命周期健康为中心的精准管理。低风险者规范观察，适宜者接受非手术治疗，高风险者及时手术，形成一条连续、可转换、可追踪的完整诊疗路径。

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女性，都能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获得真正适合自己的规范治疗，而不是由支付能力决定治疗选择。也期待创新性的无创治疗方案，尤其中国原创原研的产品能在共识规范和医保支持下健康发展，为全球宫颈癌前病变的生育友好型管理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