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系列视频播客类节目出圈，“声音经济”风头正劲。图为《陈鲁豫·慢谈》中，鲁豫与吴越对谈海报
2026年伊始，《陈鲁豫·慢谈》《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小天章》等视频播客类节目交织热议不断，一系列内容层面的深度讨论被推上风口，代表着这一媒介的破圈成功。而关于“视频播客是否只是访谈节目的变体”“AI进化下，播客视频化潮流的本质是否意味着技术普惠与信任经济、专业主义与深度内容的共振”等话题，不断引发新的思考。
旧媒介成就新媒介
“视频播客”这一媒介创新是基于旧媒介“视频”与“播客”的叠加。两者形式并不新鲜，但当AI发展触发技术对内容生产的普惠，原本平行的“雨伞”与“缝纫机”得以加速相遇，并开启内容范式创新与商业价值重构的可能性。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曾留下著名比喻：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它形容两种看似无关的事物，超越常规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美感。视频与播客正是如此，前者诉诸视觉，后者诉诸听觉，它们长期各行其道，直到被并置在AI赋能后的“解剖台”上，催生出思想密度与传播效率兼备的新媒介形态。
近几年，播客以其亲民的成本、私密的陪伴、深度的内容积累了大批内容创作者与高黏性听众，成为通勤、休闲等场景中更为灵活的陪伴者。有数据预测：2026年全球播客市场规模将达307.2亿美元，中国的声音经济将奔向65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规模。行业风向在《岩中花述》《看见，更年期》等播客节目的成功中屡获印证。它体现了受众厌倦碎片化的信息，从而转向更深度、更专业的内容，去寻求精神滋养的趋势，也让资本嗅到了商机。
去年起，B站、小红书、抖音与喜马拉雅等竞相入局视频播客领域，通过扶持计划，虹吸声音平台存量资源，并打捞广播电台等旧媒介模式下沉没的专业创作者，深耕深度内容。针对视频化带来的成本门槛，平台通过推出专属AI工具、流量冷启动及一线城市免费录制场地，力求维持“轻制作、重内容”的创作模式。尤其是“文生视频”等AI工具，极大降低了技术壁垒与投入成本。据相关报道，此类工具可实现千字内容六分钟内生成视频。由此定向邀请的创作者体验，反馈均超出预期。技术的进步降低了音频、文字创作者的转型难度，极大释放了优质作者的创造力，也让更多“超级创作者”与“一人公司”的诞生变成可能。
尽管“声音经济”整体风头正劲，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播客”却深陷变现的困局——即便是头部节目也收益寥寥。而当“视频”与“播客”叠加，一方面从视觉上让广告植入比口播时代更具表现力；另一方面，播客固有的亲密感与信任基础，也赋予了受众更高的植入包容度。从罗永浩、于谦到陈鲁豫，一些头部创作者看到了这条新赛道的变现潜力。据报道，B站UP主“王一快”和“中二的大暄哥”通过付费课程，实现了远超其在音频播客平台的收益。
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一种媒介可以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本小说、一部剧本或一场歌剧”。在当下生态中，视频播客正成为高价值的“内容母体”，除了长视频与播客赛道，它既能拆解为短视频切片投放至视频号，亦能沉淀为深度网文或思维导图着陆小红书。这种“一次生产，多维分发”的特性，不仅摊薄了创作成本，更实现了从引流到内容留存的商业闭环。更耐人寻味的是，其“提问-对话”的节目形式与AI大模型的Prompt-Response（问答）结构高度契合，所蕴含的阅历智慧、审美经验、情感思辨，也正是训练大模型最亟需的“纯净数据”。无怪乎字节跳动与腾讯等科技公司火速布局视频播客AI工具，意在抢占未来内容生态的“控制权”。
“由短向长”的底气
如果说基于旧媒介叠加的新媒介有利于破局商业生存困局，那么“人”的深度参与，则导致内容在AI时代被异化的危机。近几年，常听到“长剧向短”的口号，人工智能创作加速了企业信奉的“降本增效”。在短视频、短剧强势霸屏下，《慢谈》《天真不天真》《你，静不下来》等一系列视频播客栏目却实现了逆势而行，成片大多超过两个小时。即便这样的长度，对谈易立竞、窦文涛、UP主潘天鸿等均获得了400万次以上的播放量，留言更是多到数以万计；一些相对小众节目，如“对谈知识精英戴锦华”等，播放量亦超200万。当短视频日益引发“脑腐”、AI创作催生“数字泔水”，深度思考的丧失日渐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诟病，视频播客中的佼佼者们，反而在“由短向长”的回归中获得了某种对抗庸俗的底气。
这份底气源于专业主义的回归与转型。去年年中，B站力邀陈鲁豫、罗永浩、于谦领衔视频播客的同时，罗翔、毛尖、刘擎等高校名师与知识精英亦深度参与其中；岁末启动的“广播电台主持人扶持计划”，旨在呼唤专业主义的回归。作为“访谈”类节目最专业的代表之一，主持人陈鲁豫完成了从精英叙事向自我表达的转型。往昔她曾因二郎腿坐姿、断章取义的言语深陷指摘；而今，她告别恨天高，以平底鞋和更为松弛的姿态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这种改变，表面看来是对媒介进化的顺应，深层则是自我觉醒与成长：以旁征博引的智识储备接引话题的新面貌令人耳目一新，不仅消解了精英式审视的冷感，更以一种充分敞开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与嘉宾达成了深度交流与共情。
这份底气还源于阅历的厚度。“70后”公司创始人周鸿祎深谙个人IP与产品制造的同构性，力图将公司核心竞争力转化为专业护城河，实现AI产业链中的精准“生态补位”。除此之外，章小蕙离婚后同时写19个专栏的坚韧，范晓萱回首“生病”时的云淡风轻，窦文涛对手工作坊式节目制作的匠心与坚守……这些生命故事在视频播客中一一绽放，在引发深切共鸣的同时，弹幕上“泪目”二字频频刷屏。
这份底气更源于表达的精度。视频播客的嘉宾中不乏兼具中西文化底蕴的人，使他们的言说在内容创作日趋同质化的时代，展现出一种极为罕见的精准与陌生化美感。描述丧亲之痛时，窦文涛用了“不辞而别”——死亡并非轰轰烈烈而来，可能就是某个普通时刻，不打招呼便就此别过。相比“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不辞而别”的说法更直抵人心。他援引辛弃疾的词——“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从“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辞强说愁”到两个“欲说还休”，再到“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三重转折，包含了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章小蕙说她在人生低谷时看美国作家琼·狄迪安的悼亡之作《奇想之年》，感慨“痛苦可以是无声却震耳欲聋的”。这些文字曾给过嘉宾们启发，又通过嘉宾传达给受众人生的体悟。
这份底气也源于思考的深度。新媒体时代海量“个人叙事”涌现，往往带来对“自我”的过度关注，这种对自我的沉溺，以“个人叙事”取代“宏大叙事”的表达转向，从小屏短视频弥漫至大屏电影，这是去年以来电影市场留给观众的真切体感。与此相对的，在《慢谈》中，曾饱受抑郁症折磨的范晓萱坦言，不要困于自怨自艾，要跳出自我，关心他人。戴锦华则提出，退休后最想做的，是观察这场人工智能引发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的总体冲击。面对资本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人类只顺应与接受，缺乏思考更无从抵抗是不行的。她想追问，人被技术主宰后，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人”的位置。
而在罗翔、毛尖、刘擎坐镇的《一麦三联》中，嘉宾们提到，既要拥抱AI，又须警惕将“对知识的获得”误以为“对真理的掌握”，防止在全知幻觉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核心：提问能力。这些视频播客让我们看到，人类渴望理解与连接世界、建构新话语体系的使命感并未消失。
当然，作为新生事物，“视频播客”究竟能走多远仍须观察。它的未来，也许并不取决于金字塔尖的成功者，而取决于素人与垂直创作者能否在此立足。不过，无论是媒体人，还是正在崛起的超级个体，都拥有了创造深度与宏大的可能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旧媒介通过彼此的叠加，创造出“缝纫机与雨伞在解剖台上相遇”的可能，而这种创造与发现的能力，证明了即便在技术主宰的世界里，“人”不可替代的位置始终会保有下去。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陈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