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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上海样本” 撤桶并点、定时投放
2019-07-03 08:48:04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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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湿纸巾是什么垃圾呀?”

  “干垃圾呀!”

  最近几个月,杨莉(化名)与6岁的女儿之间经常发生类似的对话。杨莉家住上海市长宁区天山新苑,今年4月份起,小区开始执行上海最新的垃圾分类政策,居委会给每家每户都分发了4个垃圾桶,“可回收物是蓝桶、有害垃圾是红桶、干垃圾是黑桶、湿垃圾是棕桶。”杨莉说。

  在天山新苑,以前每两三栋楼前就有一个垃圾桶,现在垃圾桶被撤掉,居民需要把垃圾统一送到投放点:西门、南门和垃圾处理中转站。

  杨莉女儿就读的幼儿园,也请了专家来做培训。女儿很快成了垃圾分类的小“迷妹”,吃饭时、散步时,总是缠着杨莉聊垃圾分类的话题。

  天山新苑是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新政的一个缩影。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它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在此前上海市政府下发的一份文件中,上海市称要以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形成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市场运作、城乡统筹、系统推进、循序渐进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体系。

  上海迅速掀起垃圾分类风潮。在线下,遍布上海的8000个生活垃圾“两网融合”服务点、170座中转站开始建设,约5800个居(村)委中,垃圾分类宣传普及活动开始进行。在线上,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搅动了舆论场,有人赞同,亦有人质疑。然而,无论如何,正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2月份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表态,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上海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上海苦垃圾久矣。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曾在公号“知识分子”上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大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增,且由于近年来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人均产生量还在快速增长中,垃圾问题形势严峻。

  具体到上海,据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史吉平团队今年1月的调研结果,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在2.6万吨至2.7万吨左右。

  因此,一直有“上海的垃圾,15天堆起一个金茂大厦”的说法。

  数量如此庞大的垃圾,如果不做分类处理,会严重污染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几乎家家户户都用的节能灯为例,一只普通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可污染180吨水。汞还会以蒸气的形式进入大气,一旦空气中的汞含量超标,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不仅仅是节能灯,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新版)名单,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像纸、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镍镉电池和氧化汞电池等都是危险废物。

  然而,在采访中,不少上海市民表示,此前对待家庭中的上述物品,均将其作为普通垃圾直接丢弃。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的数据,2017年上海市危废产生量110.44万吨,但综合利用量仅有24.36万吨,仅约五分之一。这无疑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

  不仅如此,垃圾不在源头上作分类处理,会直接导致垃圾后端处理量居高不下,处理能力跟不上,甚至会出现“垃圾围城”的情况。

  此前,在垃圾的后端处理上,上海显然有些力不从心,甚至出现过将部分生活垃圾跨省倾倒的情况。

  2017年4月,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指出,上海市杨浦区绿容局与无运输处置资质的个人口头约定,由其承运处理生活垃圾,部分垃圾被跨省倾倒。嘉定区安亭镇黄渡环卫所违规将生活垃圾及垃圾中转站委托无资质的上海康家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管理,并允许其违规将垃圾运至外省处置。

  如果从源头上进行分类,能极大缓解后端处理压力。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曾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表决通过后表示,通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可以减少约35%以上的垃圾处理量,从而减少生活垃圾焚烧、填埋过程中产生的空气和水体污染,降低填埋场等垃圾处理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能成为国内垃圾分类较早的“吃螃蟹的城市”,除了由于上述紧迫现状外,也因上海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首先,上海是国内最早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几座试点城市之一,2014年,上海出台《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此次条例中“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的“四分法”最早就是在2014年予以固化的。李长军在上述文章中表示,2014年上海就已经有少部分小区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有干、湿两种垃圾收运车进行分类收运,并进行分类处置。

  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怡到德国斯图加特访学。刚到学校,接待人员给她发了一本非常详细的垃圾分类手册,“告诉你什么垃圾应该扔在什么颜色的垃圾袋里。”

  黄怡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很多人说上海在学发达国家,但上海的经济也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注:国际组织认定,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的是初等发达国家。2018年,上海人均GDP首次突破2万美元)。因此,“上海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垃圾分类应该在超大城市先行。”

  “撤桶并点”、定时投放

  杨莉所在的天山新苑小区,4月份撤掉居民楼前的垃圾桶后,设置了3个统一的垃圾投放点,这在上海被称为“撤桶并点”。与此同时,垃圾投放点限定了投放时间,仅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30到8:30才允许居民投放垃圾,这被称为“定时投放”。

  和天山新苑一样,上海不少小区都实施了撤桶并点、定时投放。虹口区香港丽园的业主徐新平告诉新京报记者,从6月1日起,物业把原本分布在各个楼层的垃圾桶全部撤掉,在小区设置了3个统一的垃圾投放点。同时规定,在早上7:00到8:30、晚上6:30到8:00可以投放垃圾。

  这给一些居民带来了不便。在香港丽园,一位叶女士表示,垃圾投放点距离自己家较远,走过去要绕小区半圈,“权当夜跑”。还有居民调侃,下班后赶不及去投放垃圾,“垃圾分类将成为上海公司推行‘996’的最大障碍,加完班没得丢垃圾了。”

  在上海市政协5月29日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也有与会者提到了这种声音。一位政协委员表示,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意味着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对于不少居民而言,肯定要有一段适应的过程,从不适应逐步过渡到适应,最终养成习惯。

  曾担任过7年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负责人的政协委员陆月星更是直言不讳:“垃圾分类不是从方便老百姓开始,是从不方便老百姓开始!国内外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垃圾分类开始是极大麻烦不方便,有了这种不方便才能形成特定的意识和习惯。”

  杨莉对此深有同感。她在一家美资企业工作,公司从2017年开始探索垃圾分类。在那之前,每个员工的办公桌旁都有一个垃圾桶,大家习惯了将垃圾随手扔进去。垃圾分类之后,五六个员工共用两个大垃圾桶,一个套黑色袋子的装湿垃圾,另一个套蓝色袋子的装可回收垃圾。

  “大家一开始肯定觉得不习惯”,杨莉告诉新京报记者,但公司安排了员工志愿者来不定时监督,“扔错就上‘黑名单’,按部门统计。排名倒数的老板还会点名批评。”

  两年下来,杨莉和同事们已经习惯了垃圾分类,在自家小区开展垃圾分类之前,员工们甚至会把家里的废弃电池带到单位来扔。

  上海环保工作者周春也有类似的经历。周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去年年底,在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小区,最初居民也不配合,但在志愿者值勤一个月后,执勤时间段70%的居民都拎着干湿两个垃圾袋来倒垃圾,并主动除袋。小区每天送去填埋焚烧的垃圾从原来的45桶,降到了28桶。

  与此同时,上海市环保部门也在进行人性化的探索。上海市绿容局环卫管理处处长徐志平此前曾表示,“撤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撤销原来的楼层设桶,或者分散投放点的撤销。各方要深入探讨结合小区居民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出最合理的定时定点的投放方案。

  在长宁区,对于孤老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居民、上下班时间确与开放时段无法衔接的居民,绿容局提供约定时段志愿者上门分类收集服务,对于主观意愿不配合的居民进行综合劝导。

  有些小区也在摸索中寻找平衡点。一位在上海从事垃圾回收工作的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家在浦东新区,撤桶并点后,因投放不便,引起部分业主反对,经反复协商,最终物业在每栋居民楼的楼道里放了四个垃圾桶,居民可以直接将分类好的垃圾分别投放在这四个桶里。

  在一位老上海人看来,这些争议只是上海人的“嘴仗”而已,“他们抱怨归抱怨,还是会把垃圾分好类再投放。上海人的契约精神很强,你要是跟他们说好了规矩,他们就会按照规矩去做。”

  “垃圾分类还在普及推广阶段”

  垃圾到底如何分类,成了不少上海人口中“挑战智商”的难题。

  6月初的一天,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袁婕准备将一根还没吃完的雪糕连同包装扔进路边的垃圾桶,有志愿者看到上前阻止,告诉她手里的垃圾一部分是干垃圾(包装袋),一部分是湿垃圾(雪糕),还有一部分是可回收垃圾(雪糕棍)。在那一瞬间,袁婕心想,“以后再也不吃了”。

  网上广泛传播的一个段子反映了市民最初对于垃圾分类的迷茫。“猪吃的垃圾是湿垃圾,猪不吃的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可以拿去换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随后,上海市绿容局废弃物管理处通过“垃圾去哪儿了”微信号发文,逐一指出其中错误,并给出了正确分类法。废弃物管理处拟了一个辨别口诀,“可回收物记材质:玻,金,塑,纸,衣;有害垃圾记口诀:药(要)油(有)电灯;湿垃圾记原则:易腐烂,易粉碎;其余都是干垃圾!”

  还有微信小程序“垃圾分类小助理”,输入生活垃圾的种类,就可以了解到属于哪类垃圾。如输入“奶茶”,会显示“珍珠是湿垃圾,奶茶杯和塑料盖都是干垃圾”。

  除了网络,新京报记者在上海多个区走访发现,街头、地铁口、小区院墙上都张贴有不同类型的垃圾分类宣传画。

  在漕宝路地铁站6号口通廊处,两边的墙壁张贴了几十张宣传画,其中一幅画解释了瓜子为什么是湿垃圾,“不要因为瓜子壳是干的就当作干垃圾处理,而是要看其是否容易腐烂,是否可以用于堆肥。”

  6月29日下午,杨浦区绿容局举行了一场“分类新时尚,公益千人行”活动。活动上,8个女孩儿边舞边唱,这是一段改编自流行歌曲《卡路里》的垃圾分类歌,“分类回收,我无敌/来……来……来,干垃圾/餐盒、胶带、橡皮泥/陶瓷、器皿和废纸巾……”在她们身旁,摆放着四种颜色的垃圾桶。有网友调侃,这简直是“闻圾起舞”。

  杨浦区绿容局一位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天,有上千名垃圾分类志愿者在商圈、高校和社区等100多个点位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公益活动。

  6月28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绿容局局长邓建平介绍,截至6月中旬,全市共举办培训1.3万余场,培训126万余人次。全市举办宣传活动1.4万余场,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万份,完成入户宣传680余万户。

  邓建平在今年4月参加一档民生节目时表示,现在垃圾分类的规则和知识还在普及推广阶段,不要求居民能够百分百准确地分类,先养成好习惯,以后再逐步追求更加精确的分类。

  “这是一个城市治理问题”

  杨莉是垃圾分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她有个担心,“我们辛辛苦苦分好类的垃圾会不会被垃圾车一股脑装一起拉走?”

  6月16日晚,新京报记者在普陀区普陀路(近江宁路)附近看到,一辆“干垃圾运输车”内混装着干、湿两种垃圾。垃圾箱房里散发出一阵阵腐烂的臭味。

  一位熟悉上海垃圾末端处置情况的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上海的末端处置能力还不能完全匹配,因此会出现一些垃圾车混装的情况。

  为改变这一局面,上海用于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投资在2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投资聚焦末端处置能力的提升。包括2018年新、扩建5座湿垃圾处理设施,另有3座设施在2019年上半年开工建设;干垃圾以焚烧处理为主,计划新、扩建的7座干垃圾处理设施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开工。

  走访期间,新京报记者在长宁和静安区看到,垃圾的运送情况已经与以往不同。长宁区的垃圾车将四个桶内的垃圾分别运输,静安区的干垃圾则会先被运送到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再运送到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厂处理。

  上海绿容局局长邓建平介绍,截至今年5月,上海全市已配置及涂装湿垃圾车908辆、干垃圾车3130辆、有害垃圾车35辆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车29辆。如果居民发现来收运小区垃圾的运输车有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12345等电话投诉举报。

  据媒体报道,7月1日,上海市城管执法部门在静安区愚园路的一家酒店检查发现存在垃圾混投、个别容器未标明垃圾投放种类等情形,开出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的首张《责令整改通知单》。

  做好垃圾分类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黄怡表示,街边的垃圾桶应该设计成多大,什么形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需要有更好的规划和设计。杨莉就遇到了这类问题,他们小区发放的垃圾桶和超市里卖的垃圾袋不匹配,垃圾袋全部偏小。

  李长军也建议,社区应该注重配置人性化的设施,像遮雨棚、灯光、洗手池、除袋器等,要充分考虑到居民的各种不方便。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市民做好垃圾分类是不够的”,从2007年开始研究垃圾处理问题的黄怡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也很重要。以食物为例,黄怡认为,塑料包装等垃圾并不是居民产生的,还涉及可降解等问题,因此,“这需要一个配套法律。”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亦规定要“推动源头减量”。包括“推动旅馆、餐饮行业限制或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推广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提高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率”,“加大净菜上市在标准化菜场和生鲜超市、大型超市等场所的推进力度”等。

  垃圾处理的末端——垃圾填埋场、焚烧厂的设置也有很多讲究。黄怡说,填埋场、焚烧厂一般会选择建在城市的下风向、远离水源或地域交界处,但甲城的下风向可能是乙城的上风向,因此需要全盘考虑。

  “这是一个城市治理的问题,不是仅靠绿容局就可以做好的事。”黄怡表示,做好垃圾分类促进垃圾减量,是我国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需要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机制。(肖隆平 刘思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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