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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3 07:42:0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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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里的男工。

长安镇夜晚的小摊贩。

到长安打寒假工的大学生。

顾西原站在新厂里,面带愁容。

长安镇傍晚下班时分,工人们离厂。

长安镇一家承接3D打印业务的公司。

一个小女孩儿在街边写作业。

长安汽车站等车的人。

工厂的零件。

  中国有12个长安镇,唯独它,最不像镇。

  这个只有81.5平方公里的小镇,2019年GDP超过760亿元,是广东省东莞市32个镇街中最高的,是中国内地很多县城的数倍。它与深圳一河之隔,往西是虎门,往南是珠江口。有一句话能够显示出这里“世界工厂”的地位——“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全球每年生产的智能手机,每8台中有1台是这里生产的,因为vivo与OPPO是长安镇乌沙村的“租客”。

  这里94%的人都是外地人,这里的租客,大致分两种:老板、工人。顾西原也是乌沙村的“租客”。他租赁的厂房离OPPO工业园区的直线距离只有500余米,不过比不了OPPO,他的企业只是生产一些不起眼的风机、五金制品或者冲压模具。那些配件,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条上不那么被关注的一环。

  往年过了正月初七初八就喧闹起来的长安镇,在2020年的春天,因为疫情,显得格外安静。

  2020年2月7日,东莞市公布15项减租减税等措施,支持莞企共克时艰。即便如此,一些负面影响还是无法消除。原本每个月能够拿下300万元订单的生产线,闲置近半,顾西原告诉记者,这次全球疫情对他的冲击高达50%。

  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2597.9亿元,同比下降27.4%。

  按照原计划,顾西原准备在2020年轰轰烈烈地干一把,实现“产值过亿”。先是2019年3月,他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智能农机的生产项目,并注资900万元成立一家新公司,接着在东莞市东城区租下三层楼置办了新的厂房,与一家全球著名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2000万元的风机生产合同。

  一切都搁置了。

  打工的日子

  把部分企业搬离长安,转移到中部,顾西原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长安路边,卷帘门上挂着的花花绿绿的招牌上,多写着“五金”“机械”“模具”“不锈钢”“抛光”。2018年的数据显示,这里聚集着五金模具生产企业1500多家、个体工商户6800多家。老板们常说,不出长安,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任何配件。在穿镇而建的太安路,买模具甚至比买烟都容易。

  完整的产业配套,是很多企业老板很难割舍下长安的理由之一。但他们也发现,多年以前长安的很多优势,正在消失,比如房租、招工、人力成本等。

  黄代菊早就察觉到长安以及制造业的微妙变化。他已在制造业里摸爬滚打31年,他的一家模具加工厂开了24年。眼下,员工忙着用3D技术打印出白色耳机壳儿。

  厂子的规模不断缩小,工人越来越难招,如今每年保持着300万元左右的流水。“可能比上世纪90年代挣3万元更难过日子。”身在其中的他,看得很淡。“吃鲍鱼是过,吃青菜喝粥也是过。”

  1973年出生的黄代菊,用一口粤语普通话说,“广州以前是没有工业的。东莞这边就是一片烂地。” 如今门外就是省道上的一架叠起的立交桥,货物经此流向世界。

  有人用“富得流油”来形容长安镇;有媒体2008年曾报道该镇修建可容纳4000人办公的政府大楼,引起争议;本地农民别墅群的社区新居与打工者拥挤简陋的集体宿舍共存于此;房价已涨至每平方米3万元。

  “这大街上估计都看不到一个长安本地人。”一个外地人说,他们(本地人)大多就是靠租金,家里要是有厂房的人,根本就不愁吃穿。

  25年前,小学文化水平的21岁的顾西原,成为长安当年数十万流动人口中的一员。

  他之所以来长安,是因为北漂7年回到四川老家后,从老家人那里嗅到了工厂的味道。“进厂,是很向往的一个工作。进厂就是工人了嘛,这个阶层就提高了一下,想想都爽。”

  顾西原有5个姊妹。他当年去北京的时候,父亲说,“出去一个,能把家里的口粮存着,也不错。”13岁的他便揣着贷款贷来的100元,只身前往北京。在建筑工地打过工,在北京图书馆擦过玻璃,在通县磨过豆腐,在卤煮店当过小工,他从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1995年春天,顾西原背着铺盖卷,坐着火车到了东莞。

  初来乍到,长安就让他饿了肚子。这个21岁的小伙子和他的两个老乡,找工作的时候,被查暂住证的治安大队收走了身份证,包括手腕上的表和藏在鞋里的钱。后来他们才知道被假治安大队骗了。

  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老乡开的早餐店赊早餐吃,赊了一个星期之后,还没找到工作,老乡再也不让他们吃了。

  他更没想到的是,在这里,男人找工作有点儿困难。一个原因是男工已经太多了,另一个原因是男工爱打架。后来还是一个老乡说好话、卖可怜,他们三个才进了一个首饰厂做焊工。

  那段日子,他每天要焊七八千个首饰,手指头磨破了,包扎好继续干,一天挣10元。后来厂里来了一位做模具的师傅,他们听说是老板专程叫他过来的,给他买了机票,月工资3000元。

  “我一年都挣不到3000块钱!”顾西原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要学这个玩意儿。这个地方不能干了。”

  后来他托一位老乡,进了一个台湾老板的五金厂,再后来去了一位香港老板开的冲压制品厂。从一个月300元的普工干起,到升为模具科主管,顾西原花了8年的时间。起初,工厂要从包括顾西原在内的三个工人里选一个人,学习做模具,最终留下了他。

  有人用诗描述过行业:将一块坚硬的钢材/打造成你想要的模样/汽车外壳/手机配件/矿泉水瓶/生活的形状/皆可成模。但实际上的工作并无诗意,那时,顾西原最害怕的是没活干。“你要知道,没活干可能会被炒掉。”

  “那时来这个地方打工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天有人找不到工作。”顾西原说,“当时哪里有红纸,就说明有招聘,往往红纸一贴出去,不到十分钟,就一二百人围在那里,哪怕有时候只招一个人。” 那时的工厂从来不愁招不到人。

  长安镇《人口普查情况表》显示,1982年本地户籍人口2.55万,无外来流动人口。1990年外来流动人口3.11万,2000年55.99万,2008年69.01万人。曾经逃港成风的小镇,成为外来务工者蜂拥而至的地方。

  从“不挑剔”到“挑剔”

  在顾西原的印象里,21世纪开头的几年,是长安镇发展最快的几年。“冲压机都是印钞机,一台机一天可以做到两万块钱!”也是那段儿时间,“我们民企觉醒了。”顾西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就是在2003年年底,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

  在顾西原眼里,那是中国制造业“野蛮生长”的年代,也是最容易赚钱的年代。

  据《长安镇志》的数据,长安镇的外资企业2002年达到了1666家,其中“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1312家,民营企业数量达到512家。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并逐渐超过外资企业数量。

  2005年曾有媒体报道,在长安镇600多家民营企业中,有60%从事机械模具五金行业生产和销售,“中国五金模具重镇”已初具成效。在顾西原的记忆里,那几年众多小厂慢慢崛起,并慢慢吞掉了大厂。他坦言,那时候他办厂“纯粹是为了赚钱”。

  他们做过啤酒瓶的开瓶器,做过音响、电脑配件,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他们还做过300万个奥运会纪念品。一个从办厂之初就跟随顾西原的老员工说,那是“拿来什么做什么”的日子,“不挑剔。”至今开瓶器的模子还在厂房里放着,最早购入的冲压机已经褪色。

  “我们搞技术的不懂跑业务。客户来图,我们加工。”顾西原记得,起初的一部分单子,一定程度上是靠“酒”拉到的。顾西原至今酒量也并不算好,在办厂之前很少喝酒。后来不得不常常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但生意就是在宴席上谈成的。

  多年以后,顾西原回忆起来觉得,那时候工厂的生产模式比较粗放,但也正是在2008年,很多大事挤在一起了,先是南方暴雪,接着是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从未听说过的“金融危机”,这些让他走到了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并之后迎来了他对中国制造的第一次思考,在与工厂的第一次转型。

  “那阵子想死的心都有。天天有人打电话要钱。”顾西原说,他只好关机躲债,后来一度发不下工资,靠卖工厂里的废料维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接不到一个单子,尤其是外贸订单。那一年他察觉到金融危机来,是与索尼签下的订单暂停交货。原本每个月要交50万元的货,一下子停了,那是工厂一大半生产量。

  过去17年里,他的厂搬了5次,大多数时候都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唯独2008年那次是因为缩小规模而搬迁的。工厂从高峰时的50多个工人,滑落到包括他和妻子在内只剩4个人。那段时间,长安镇上厂子倒闭的倒闭,搬迁的搬迁,老板跑路的跑路。

  直到后来朋友介绍了一个做风轮的单子,让他报价。“别人都是报10万元一套,我一算3万元,答应他20天出样品。”顾西原很是感动,“老板当场就给了3万元。”他说当时大概一个星期没在床上睡过觉,困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下,仅剩的几个员工拼命地做,“机器一响,就睡得香。”那个产品也让他一下子从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回血”。

  曾经引以为傲的全国出口创汇第一镇,遭受重创。顾西原觉得,当年之所以自己能够以那么低的价格拿下那一单,是因为他懂技术。2008年过后,他开始思考很多像他一样的五金厂,在风暴中倒下的原因。倒下的原因有三角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

  “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都是简单的加工单,有些是贸易公司转过三手的加工单。”顾西原觉得,不能再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做,要建立起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在做过一系列调研之后,他决定专注于与“风”有关的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这也是多年来他的优势所在,以及2020年能够与挑剔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订单的缘由。

  妻子张小燕记得,也是2008年过后,生意开始进入网络时代,他们不再简单地依靠线下找关系、靠喝酒拉单,而是将店铺挂上网络,一些订单主动找来了。

  相比于自己的小本生意,那一年不少港资、台资的大厂也死掉了。“他们人多,管理成本高,反而是小厂开支少,灵活,生命力强。”但顾西原心里清楚,“中国的制造业还是香港、台湾地区,帮我们支撑起来的。我们从那里学到了技术,然后慢慢地成长起来。”如今顾西原身边的这群70后老板们,年轻时大多都在港资或台资企业里当过打工仔,那时候的长安镇90%是香港、台湾的商人投资建厂。顾西原觉得,即便他们在这里赚了钱,也是他们“应该赚的”。

  制造业的困境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顾西原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长安镇也开始“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地方的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和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

  这里的山被开发成旅游景区和高尔夫球场,农田推成厂房,这里的土地在18年前,就已经只剩下十分之一的耕地留给农民,陆地面积因工厂大楼的兴建而变得紧张起来,海岸正向珠江三角洲继续延伸,企业偷排造成的环保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那些街道含着安、宏、振、兴、富、荣、盛等这些美好的字眼,太安路边医院楼顶打出的“工伤“招牌,引人注目。

  镇上这家医院的骨科医生,同时也是长安人的唐志宏眼里,也感受到长安镇微妙的变化,多年以来,工伤类的病人少了。

  “以前每个月能收到十几二十个,现在能遇到一两个就不得了了。”严重程度也在降低,以前他见到过一整个胳膊断了,或者手掌都压没了。如今一般都是小伤,比如有时候工人自己锤到自己的手指头。

  “最底层的手工制造最容易出事。”唐志宏说,许多制造业,多在服装厂、五金模具厂之类。2008年后逐步转型,大量“三来一补”的服装厂纷纷搬离,他们像当初从香港搬到内地一样,再搬去东南亚或者内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另谋出路。一家当年没搬走的做缝纫机的港资企业,后来把规模压缩到十分之一。

  很多人都意识到,长安镇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消失。紧接着,用工荒、原材料价格上涨、社保负担增大、环保、消防的压力增大、厂房租金不断上涨,“野蛮生长”结束,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前30年的诸多优势,有的也正一点点消失。顾西原的感觉是,从2015年开始,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在他所熟悉的民营企业圈子里蔓延开来,他们一年比一年觉得制造业发展艰难,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

  企业为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发愁,曾经与顾西原在同一个港资五金厂打工的工友,转型生产机器人,开始尝试用自动化取代人力;房租从每平方米8元涨到每平方米28元,甚至更高,近年来厂房多被二手房东把控,租金不断抬高,有朋友在几年前迁往东南亚办厂。

  有老板笑称:“我们是在给房东打工。”

  “因为你做实业的老板开始就不会想到这些,就不想到这些歪歪肠子,像我们脑袋里面肯定想的是这个产品、研发。”顾西原告诉记者。

  长安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政府也意识到了二房东的问题,他们也在想办法解决。在那些贴着“招租”的厂房,记者电话去问时,基本上很难找到不是二房东的厂房。他们大多是从村委会那里拿到房子,再转手卖出去。

  一个生产电风扇的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我们卖出去的是10元的东西,按正常材料成本占60%,减掉供应商的材料还剩4元,人工成本按10%至15%,增值税13个点,扣除其他管理费10%,可能只剩两元,两元里还有房租和公司一些其他开支。顾西原说,最终算下来“产品出来不赚钱咯”。

  “我们中小民营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业。”顾西原的一位朋友说,“利润没了,还怎么搞研发和创新?”

  “制造业中低端我们已经做不来了,现在中端也饱和了。”黄代菊瞅了瞅自己脚上的那双旧运动鞋,“我们穿的鞋,都是在这边做。”但那些厂子,在2008年前后,就已经陆续转移,“有一个厂子一万七八千人,全没了。”一个在长安待了十多年的工人说,下班时人流如织的场面,已经消失不见多年。

  顾西原身边已经有朋友前往东南亚,原因主要是考虑人工成本。“工资1500元一个月,是咱们这边儿的一半还低。”“成本是低,但是这些人做事不如中国人勤快。”很多人都说,那不过是30年前中国的样子,也是30多年前长安的样子。

  从劳动力角度来讲,东南亚的劳工并没有中国劳动力那样吃苦耐劳,他们不愿加班更擅长“维权”;从产业链上来说,制造业产业链复杂多样,长安镇完善的产业配套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最终那个前往东南亚的厂,以“亏了几百万”告终。何况搬厂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等到2019年,迁与不迁,顾西原已不再犹豫。

  2019年3月,顾西原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项目,准备在那里的工业园区新办一个厂房。当地给他提供了地租、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人工成本也会降低。

  最近,顾西原奔波于湖南新厂与东莞老厂之间。他正在慢慢地将他的战线拉到内地。但新的问题是,产业配套相对而言,不如长安镇,“比如你想在那儿买一个螺丝,可能都买不到。”所以他做了两手准备,他先不放弃长安的厂房,同时将一部分生产线迁往内地,以更好地过渡。

  他的一个朋友告诉记者,“往人工便宜的方向地方去,本身就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真的要想长久,就要用机械手代替人。”可顾西原觉得,终究会有工作是机器无法替代的,而且各项成本仍然在抬高。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与顾西原一同在湖南这个县签下了新的生产项目,同时决定保留长安镇的厂房,作为展览与销售的地方。

  长安镇理发店老板手里的推子,在2008年后,推过的人就越来越少了。那是一个位置比较偏的小门面,屋里有6把椅子和一个学徒。顾西原在这里剪了近20年头发,价格从5元到10元,再到20元。那时候请了五六个姑娘做帮手,如今只有老板一人在店里忙活。

  以至于当顾西原告诉老板,自己准备去湖南开厂时,理发店的老板提醒他,给自己留个位置。

  “让我最担忧的一件事”

  “现在让我最担忧、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后继无人。”顾西原不止一次提到这件事,“我们现在没有可培养的年轻人。”

  他担心厂子里的技工被挖走,也焦虑招不到更好的技术人才,“人才是企业最核心的。”他说,在他目之所及都是银灰色的金属制品的院子里,工人主要是70后、80后,已没什么年轻人愿意来学这门技术。“我们这一代人老了怎么办?”顾西原问道。他又想起20年前,那个不愁没有学徒的长安。

  据《工人日报》报道,高职扩招的2019年,湖南一所职校的招生人数创了建校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护理、会计、电子商务等专业异常火爆,然而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两次招生只招到16人,惨不忍睹,后被迫停开。该专业是那所职校的招牌。

  顾西原想用企业文化和宏大的理想,留住工人。他要求《弟子规》每个人都要会背,院子的墙上张贴着“仁义礼智信”的字样,有时候顾西原会跟员工们谈他的理想。有工人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并不是很在意背诵《弟子规》这回事儿。企业的理想,他们甚至不那么关心。他们只是希望在过年回家前,能够快一点儿拿到工资和奖金,以及涨薪。

  一个跟着顾西原干了多年的员工,最近在考虑要不要离开,因为“工资太低”。顾西原也知道,“现在我们做企业,做到这样子不完全是为赚钱,首先我要养活跟着我的兄弟。”

  一家长安镇的人力资源公司,每年能够招来数万名大学生,送往广东的各种工厂,比如比亚迪、富士康,打寒假工、暑假工。他们更多的是想来挣些零花钱,体验体验生活。一旦问他们毕业后是否愿意进厂,他们都摇头。

  “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儿,你要问他干什么?‘我要做网红。’人人都做了网红,谁来做事?谁来做制造业?”顾西原所知道的那些年轻人,有的去送外卖,有的去开直播,有的去跑销售。人的流失,制造业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但他还是觉得,没有制造业,中国的经济是不行的。

  最近一个做网红孵化的老板拉他一起吃饭,带他参观网红孵化基地,看他是否有兴趣投资。顾西原很谨慎,他还是更相信实业,风口上的一些领域他一般不会去碰,包括房地产。在顾西原眼里,“很多项目是经济泡沫,如果爆炸,会死得很惨。”

  “如果一定要说有蓝海的话,那就是你最懂的那个行业。”他曾经被拉去投资做美容护肤品,最后钱也赔进去了。他只当花钱买了教训。“力不到,不为财。”这是他信奉的准则。

  他也相信,这个充满不确定的2020,一定挺得过去。 (见习记者 李强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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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周楚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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