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雕塑中,“塑”与“绘”的分离十分明显,并有着理论依据与风格特征。而中国雕塑中的“塑”与“绘”却是相依相生、相伴而存的。
张宇
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至今画家有轻拂丹青者,谓之吴装,雕塑之家,亦有吴装。”
这句话从雕塑风格上谈到了中国雕塑的塑绘互通:“吴装”,即当时流行的吴带当风的画风,而受其影响,当时也出现了这种风格的雕塑,并在雕塑的衣饰上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同一时代审美的一致性造成的。然而参照西方雕塑的风格与发展历史,就能发现并非如此。
西方雕塑在古埃及、古希腊时期,也是常常上色的,但到了古罗马时期就渐渐脱离了色彩的装饰,在逐渐形成的西方雕塑理论体系中,是否使用颜色,成为了雕塑与绘画的重要区别方式,也为西方雕塑奠定了最基本的风格与基调。
在《希腊造型艺术史》中,德国艺术史家迈约指出,随着艺术趣味日益提高,“雕刻也就日益抛弃本来对它不适合的华丽的色彩。出于明智的考虑,它只用光与阴影,以求使观众得到更温润、静穆、明晰和愉快的印象。”
而最初上色的西方古代雕塑,也只是西方雕塑发展中的过程罢了,应该只是一个准备阶段。
西方雕塑中,“塑”与“绘”的分离十分明显,并有着理论依据与风格特征。而中国雕塑中的“塑”与“绘”却是相依相生、相伴而存的。
中国古代雕塑讲究“装銮”,所谓“装銮”,即在梁栋枓栱或塑像上施以彩绘。谢赫《画品》注:“今以施之於縑素之类者,谓之画;布彩於梁栋枓栱,或素象什物者,俗谓之装銮;以粉朱丹三色为屋宇门窗之饰者,谓之刷染。”
宋代李诫在《营造法式》中引用了谢赫关于“装銮”的著述,这本出自宋崇宁二年的书籍,囊括了北宋官方的建筑设计与施工规范,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比较完善的建筑类手册,其引用的部分,再一次从权威的角度印证认同了色彩在中国古代雕塑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塑”与“绘”的创作主体,在殷商时通称“百工”,被视作“皂隶之事”。然而他们的通力合作,在中国古代石窟壁画艺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与研究素材。
“塑”与“绘”之间的影响,至清代而依旧。清人余俊明在《画跋》中说:“吴生之画如塑然,隆颊丰鼻,跌目陷脸,非谓引墨浓厚,面目自兴,其势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如画,则分位重叠,便不求其鼻颧额可分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绘”同时也受到“塑”的影响,开始在平面中追求立体的效果。
中国的艺术史中,“塑”与“绘”互通、相辅相成,塑者善绘,绘者能塑。可能也正是因为中国的雕塑艺术没有像西方雕塑那样,形成完美的理论体系,“绘”、“塑”的关系才由此因祸得福,没有明确的界限,于是可以在中国雕塑的同一主体上,同时感受到“塑”与“绘”的审美愉悦。
来源:2017年6月2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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