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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投资风险及对策
  新华网 ( 2018-02-01 07:20:41 ) 来源: 《环球》杂志
 

    与投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历史较短,而巨大的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中国企业在对投资风险的认识和防范措施等方面,还有待不断深入和完善。

文/张金杰

  纵观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总体来说,中国海外投资以往基本上是沿着“先易后难”、“先周边后欧美”、“先发展中国家(地区)后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进行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以家电、纺织等领域为主的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就是先从包括大量“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因其投资门槛相对较低,市场容易进入,当地社会文化与中国共性较多,投资风险相对较小。

  不过,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积累了一定的投资经验,加快了对美欧的投资步伐。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优秀品牌和巨大的消费能力,吸引着正在崛起的中国跨国公司前往投资。

  与投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历史较短,而巨大的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中国企业在对投资风险的认识和防范措施等方面,还有待不断深入和完善。

政治风险加剧

  受东道国国家安全政策、民粹主义、东道国与母国间外交争端、东道国国内政治动乱等因素的影响,外资企业面临依靠自身能力难以抵御的投资风险。这种东道国政治风险往往使得投资者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特别是对于许多资金实力并不雄厚的中国民营企业而言,这种风险往往难以抵御。

  在美国,由财政部牵头的跨部门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就外资并购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进行审查。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重大外资并购事件的审查有趋严迹象。

  2017年3月,五角大楼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对于那些拥有丰富数据的美国行业,中国正在加大投资。并警告说,某些投资可能涉及与军事应用相关的尖端技术。

  紧接着,2017年9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采纳CFIUS建议,否决一桩针对加州芯片制造商莱迪思的并购案。理由是收购方具有中资背景,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是近年来一桩十分罕见的美国政府对企业并购的否决案,更何况莱迪思的总市值还不足8亿美元。该事件突出表明,美国对中国企业在其科技领域的投资,或将持更加敏感的态度,并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制度。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

  2017年7月,德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加强监管限制外国投资的新规,扩大了政府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否决权的权限。当年1月,中国家电企业美的集团以45亿欧元收购库卡94.55%股权的交易完成交割,成为截至目前中企在德最大投资项目。该政策的出台,难说与这一投资项目对德国社会的影响毫无关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这项新规的出台,还有可能推动欧盟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有些发达国家虽然没有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制定审查机制,但对涉及影响市场竞争的投资活动还是有相关管理规定的。例如,意大利就有《竞争与公平交易法》,由政府专门机构对可能引发市场垄断的并购进行审核。

  还应注意的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在某些涉及所谓公共利益的领域中,政府甚至可能直接拥有一定股权。比如,意大利的财政部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一些企业就持有“黄金股权”,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也可能会遇到较大的政府阻力。

劳资关系不容忽视

  应当说,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如何处理好劳资关系一直最令中国投资者头疼。

  受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要比发展中国家高许多。问题是,很多发达国家拥有繁冗的劳工法律,加上当地工会比较强势,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时所面临的劳资关系,不仅迥异于中国国内,也迥异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熟悉当地相关法律、处理好与工会、当地雇员的关系,往往要耗费中方管理层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

  例如,德、英、法、意等国都有涉及员工保险、休假、职业培训等的规定。同时,一些国家还要求外国企业优先聘用本国国内雇员。在这样的劳工制度下,中资企业不得不以很高的用工成本来雇用当地劳动力。

  需要提醒的是,即使在一些法律完善、政府相对廉洁的西方国家,繁冗的劳工制度也使得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办事人员刁难外资企业的情况屡见不鲜。

  比如,一些中国企业对意大利的劳工法律往往一头雾水,这也使得部分管理机构的办事人员对政策随意曲解并执行。同时,五花八门的法律,也导致意大利行业协会组织对外资企业具有很大的干预权,它们有权制定很多旨在保护各行业内本土会员企业的种种规定,以限制甚至排挤外国投资者的经营活动。

保护知识产权日益迫切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企业既面临国际上侵权诉讼的问题,也面临如何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问题。

  近年来,华为、联想、中兴和海尔等著名高科技企业在海外多次遭到知识产权侵权诉讼。

  中国高铁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低廉的成本以及中国向海外输出质优价廉的高铁技术的策略,触动了一些技术强国企业的商业利益,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中国高铁技术专利侵权的指责与诉讼。

  事实上,在专利技术转让方面,外方一贯坚持核心技术不转让原则,中方只能依据现有条件,自行摸索与实践,经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耗时多年才完全掌握了高铁的九大核心技术及大量的配套技术。比如,中国高铁的土建技术基本上都是根据中国特有地形条件创造出来的创始创新专利。然而,因为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中国高铁在“走出去”过程中,一度陷入先发国家的“专利陷阱”。

  另一重困境就是遭遇后发国家的“山寨优势”。“山寨”的常用方式是技术窥探与盗取。一些国家通过公开的专利文书迅速抄袭并在本国内予以复制,然后趁中国高铁企业还未在该国申请专利之机抢先申请,甚至迅速在多个国家抢注,给中国高铁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中国企业既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也要建立和完善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级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核心目的就是防止高铁技术外泄和被抄袭,提升和保持中国高铁企业持久的国际竞争优势。

七点建议

  为规避以上风险,中国企业在向海外发达国家投资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企业必须提高维护海外自身利益的主体能力。

  要增强中国在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能力,就必须加强中资企业自身的主体抗风险能力。应当努力提高东道国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环境状况的风险评估能力,并相应地建立和不断完善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第二,发挥政府和社会多位一体的投资风险防护体系。

  在融资、保险、信息服务、外交协调等诸多方面,政府和社会各界应不断完善服务功能。例如,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如何更好地实现银企合作;驻外领事馆,特别是一些重要投资对象国的领事馆,如何真正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对中资企业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服务……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类研究智库、行业协会、会计和律师事务所等社会力量的作用,从法律、税收甚至语言等诸多方面,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帮助。

  第三,对投资优势产业及企业进行金融支持。

  中国和欧美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这些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家具家装、家用电器、食品加工等,都是能够引起中国投资者兴趣的领域。对于那些在欧美确有良好的投资设计和风险评估的投资项目,我们应当在金融和保险等方面予以扶持和帮助。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以专项贷款和产业投资基金等多种方式,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予以扶持。例如,根据意大利2014~2020年国家行动规划(NOP),该国将在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改造,这些改造有可能给中国参与投资和工程承包的企业带来机遇。

  第四,中方企业要高度重视并购的尽职调查。

  由于中国与欧美在文化、法律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从并购谈判到股权转让,再到并购后的整合,是一项极其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没有投资前的充分调研,不熟悉这些国家的工商法律、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谈判习惯,是不可能顺利达到投资预期目标的。

  第五,及时总结和推广中资并购经验与教训。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欧美的投资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一些成功的案例更值得研究和推介。

  例如,2015年中国化工收购意大利倍耐力公司,曾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对于中国化工并购倍耐力后的整合前景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

  但在并购达成交易两年后的2017年10月4日,倍耐力股票重返米兰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2017年欧洲资本市场最大、全球第二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项目。意大利当地财经媒体将倍耐力此次回归定义为“溢价重返”。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中国化工管理层给出的答案是:“买得来,管得了,干得好,拿得进,退得出,卖得高”。由于中国化工针对倍耐力的并购整合策略路径清晰,坚持按市场化规则运作。从而既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国内产能转型升级,又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参考的模式。

  第六,努力增强中国企业透明度。

  中国企业的透明度一直被国外业界和舆论广泛关注。应当承认,的确有一些中国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在改善透明度方面有提升空间。当然,要彻底消除欧美有关“透明度”的疑虑,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既是我们自身努力改进问题的过程,也是需要我们帮助西方消除长期偏见的过程。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来源:2018年1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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