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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西经济“塌陷”启示录
  新华网 ( 2018-04-23 07:02:08 ) 来源: 《环球》杂志
 

    关西地区曾是日本经济的重要一极,但是在信息革命引领的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该地区却失掉了方位,其中的跌宕起伏、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环球》杂志记者/胡俊凯 杨汀 严蕾(发自东京)

  一起不大的跨国并购案,在日本关西经济界激起一道涟漪后,没多久又归于平静。

  这一并购案的目标是京都大学产学研联合企业GLM。一家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投资公司奥立仕控股以收购GLM部分股东股份的形式,将GLM纳于旗下。GLM是从事电动汽车研发和销售的新兴企业,计划于2019年在日本国内和海外量产、发售高级电动跑车,但苦于缺乏资金,最终与寻找新投资项目的香港公司一拍即合。

  日本媒体简短而客观地报道了这则新闻。GLM不过是日本众多缺乏资金支持的新兴企业中的一个幸运儿,然而在日本经济研究者眼中,这是一个值得解剖的案例——在日本汽车产业,新兴小企业面临的成长生态相当严峻,汽车巨头们把控了从资本到市场的各个领域,新兴企业想成为产业链条中的一个附属环节可以,但要挤进去并独树一帜地发展起来,则非常之难。

  这一并购案发生在日本老牌经济圈关西地区,又被赋予了特殊含义:一方面,新兴企业融资难,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关西这样的传统工业地区经济多年难以振兴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其引进外资成功,也反映了关西经济界“向西看”新战略的局部成功。而在更深层次上,日本关西大城市群经济中心地位的沉浮及所带来的经验教训,更值得重视。

关西经济板块的“塌陷”

  由大阪、京都、神户、堺、奈良、和歌山、大津等城市组成的关西大城市群,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曾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近代以后,人们将其与政治中心东京圈一起,比作围棋的两只活眼,支撑了日本政治经济大棋局。

  关西总面积占日本全国的8.3%,人口为全国的16.9%。1970年大阪举办世界博览会时关西经济达到顶峰,区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GDP的两成。

  具有商业传统、庞大消费市场和水运中心位置的关西各大城市一直都很“牛”。日本九大综合性商社,有七家诞生于关西地区。京都作为日本国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一个“京”字,是京都人挂在脸上的自豪——京都人娶的老婆叫“京妻”,京都的蔬菜叫“京野菜”,瓷器叫“京瓷”,还有一堆“京”字头的传统产品,如京团扇、京小纹、京指物、京扇子、京人形、京表具、京佛具、京友禅……东京也是“京”,不过在京都人眼里那个“京”只有“区区”150年历史,没什么可比性。大阪从开埠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商业文化深厚,日本三大老牌家电公司的总部均设在大阪。大阪人总是特有主意,日本全国乘扶梯时人都是立于左侧,唯大阪立于右侧,大阪人说他们是对的,其他地方错了。神户是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当年南来北往的货物都在这里中转。

  不过自1980年代后半期起,关西经济走了下坡路,不仅对东京望尘莫及,连后起的以名古屋为首的中部经济圈,也渐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了。

  关西经济联合会新任会长松本正义2017年11月上任伊始,便用一串数据展示了关西经济面临的压力,以此作为对关西工商界的警示:1970年,日本三大经济圈GDP在全国的占比为关东35.7%,关西19.3%,中部14.9%;到2014年这一比例变化为关东39.9%,关西15.7%,中部15.3%。在曲线图上,关东经济持续上升,中部平稳增长,关西则持续下降。

结构调整不够快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日本经济都在衰退,关西企业不断移往成本低廉、市场前景广阔的海外。在富士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坚敏看来,日本三大经济圈中,受企业转移海外打击最大的是关西;关东虽也有大量企业移师海外,但企业走了,人留下了,而且全国大量劳动人口持续向东京集中,其服务业和由人口集中产生的聚集经济、创意经济和知识经济发展起来了,反倒促成了东京圈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部经济圈则由于拥有丰田公司这样的世界性巨无霸企业,其汽车业的产业链条稳住了本地制造业阵脚,使经济发展得以保持相对稳定。

  对关西经济而言,产业结构是其兴衰关键。

  近畿经济产业局总务规划部长小岛畅夫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日本高速增长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及其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曾迫使关西企业在产业结构上作出调整。

  一方面,在原材料型产业保持平稳发展的同时,关西地区的加工组装型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到2000年其在产业结构中所占份额已达40%左右,并涌现了如松下、夏普等世界著名的家电巨头。

  另一方面,关西一些传统产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了业务转型。最典型的如创立于1881年的日立造船株式会社,以1965年建成日本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设施为标志,开始进行事业重整,从造船企业转变成拥有垃圾焚烧发电、水处理系统、精密机械设计和制造、成套机械设备、工业机械、工艺设备、基础设施设备、防灾系统、海洋土木工程等众多新型业务的世界性企业。其垃圾焚烧发电事业的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稳住了关西经济下滑的势头。

  但是,在随后的由信息革命带来的以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关西又步履踉跄,失掉了方位。

  关西地区曾寄望于对液晶面板产业的大力投资来挽救地方经济。关西经济联合会产业部人士说,大阪湾沿岸地区一度面板厂林立,因此被业界称为“面板湾”;但此后国际面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日本企业失去了竞争优势,大阪湾的发展遭遇重大挫折。

  近年来,关西服务产业和信息产业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是关西经济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在信息时代,东京圈成为日本全国信息中心,其服务业与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日本全国其他地区的相关产业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关西很多企业都愿意将总部迁到接近信息源的地方。

  金坚敏则指出,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经济从港湾经济向空港经济发展,产业由“重”变“轻”,在这个过程中关西又落后了一步。比如,东京圈的成田机场于1979年开通,而大阪关西机场到1994年才投入使用。1979年是日本经济最鼎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开通机场,其价值发挥到最大,对推动产业转型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关西机场起于泡沫破灭之时,经济本来就不行了,机场利用率不高的话,反而变成了负担。

  另外,金坚敏认为,以前大阪等关西重镇是日本的东西部地区人流、货运的集散地,而当空港、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发展起来后,这种往来已无需经过大阪中转就可以直达东京,关西交通枢纽地位下降,地方经济受创甚深。而关西地方政府未能具有远识,在工业生产大幅下降、枢纽地位不如从前的背景下,没有及早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基础性、服务性工作,以至于拖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后腿。

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欠佳

  关西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但在以知识、信息为主驱动力的新经济转型过程中落了后手。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的专家们认为,该地区科技创新成果未能有效实现市场转化是一个重要原因。

  关西地区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位于大阪、京都和奈良之间丘陵地带的“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又称“京阪奈学研都市”)拥有“国际高等研究所(IIAS)”、“地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RITE)”、“国际电气通信基础技术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以及“奈良尖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等一百多所大学和信息行业企业的研究设施,涉及信息通讯、环境、生物学、物质、光量子、机器人等诸多高科技领域。

  同时,无论是日本中央政府还是关西地方政府都很重视科研创新。京都府副知事山下晃正说,1987年《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建设促进法》正式实施,此后每隔10年,国土交通省都为该园区制定长期规划,现已进入第4个10年。目前“京阪奈学研都市”已入驻企业130多家,多为中小企业。未来该园区计划将区内风险企业从100家增加到1000家,以小微企业为主。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7年根据2011年到2015年的专利申请量,对世界一些主要创新“集群”地区进行排名,东京-横滨地区以94079项专利申请数排名第一,深圳-香港地区以41218项排名第二,大阪-神户-京都(关西地区)以23512项排名第五。

  不过,就创新领域来看,日本这两个地区都以电气、仪器、能源领域为主,但是创新领域相对分散,电气、仪器、能源领域的专利申请数分别只占总数的6.3%和8.3%。中国深圳-香港以数字通讯为主,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占到总数的41.2%。

  小岛畅夫等专家认为关西的问题出在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方面,未来需要下大功夫解决。关西将健康医疗、环境能源、航空、人工智能列为未来四大支柱产业,并已在这四个领域取得不少科研成果,但都面临降低成本等市场化、实用化问题。

  例如,在健康医疗方面,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的应用前景广阔,但只有降低成本才能走向市场;环境能源方面,日本的污水处理系统常被称赞技术确实好,但“太贵用不起”;航空产业方面,需要在生产成本和客户接受的零部件质量标准间找到平衡;人工智能方面,信息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金坚敏认为,专利申请数、论文被引用数都属科技创新的中间产出,不是最终产出,最终产出应计入企业投入研发后所获得的利润。所以完成研发投入并取得科研成果,只是科技创新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应当是有效益的。

  他指出,现在关西设了不少科技园区,但科技园区不能光由政府来搞,应引进风险资本。政府投入创新的效率往往不高,而风险投资更关心效率和效益。关西年轻人创业意欲强,本地也有科技成果,但缺乏资金。

  此外,创新应能创富,目前关西还没有因为创新而富起来的样本。金坚敏说,日本风险投资已渐有起色,但仍未形成潮流。

转型战略落实堪忧

  关西地区的企业生态也多为人诟病。日本经济命脉掌握在大企业手中,但大企业长期形成的经营体制使其掉头转向既难且慢。金坚敏举例说,日本汽车电池研发早有成果,但电动汽车产业一直起不来,原因就在于汽车巨头动作迟缓,而市场触觉灵敏、拥有科研成果的小企业得不到产业化、市场化所需的资金。这种阻碍创新企业由小变大的企业成长生态,是关西和日本许多地方经济面临的一大课题。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创造都市研究科教授李捷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重振关西经济,地方政府和主要工商团体寄希望于三大前瞻性战略的实施,一是期待大规模交通基建项目破土动工,带来地价上涨和不动产开发浪潮,增加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激发区域经济活力;二是整合机场及其他观光设施、申办世博会拉动观光业更上一层楼;三是通过强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四大新兴产业(健康医疗、环境能源、航空、人工智能)集聚发展。

  但是,三大前瞻性战略如何落实,如何与关西地区数量庞大且在区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小企业发展结合起来,依然是个未知数。

  据日本《2017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大阪府有中小企业29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6%,职工人数为230万人,占企业职工总人数的62.7%,大大高于东京都的39%。而且大阪府的中小企业多属于传统产业,其发展面临人才不足、资金不足、创新动力不足等诸多困难。

  李捷生认为,在此背景下,大阪府的失业率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6年大阪府为4%,东京都为3.2%,日本全国为3.1%)。前瞻性战略如何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关西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近年中国通过“互联网+”为中小企业创新转型打造新的平台,可以给日本提供镜鉴参考。

关西制造业百年发展之路

《环球》杂志记者/胡俊凯 杨汀 严蕾(发自东京)

  关西地区是日本制造业重要基地,从上世纪初以来,关西地区产业结构逐渐复杂化,100多年里制成品出货额扩大了约1.6万倍。许多著名企业源自关西,如欧姆龙、京瓷、岛津制作所、第一工业制药、日新电机、日本生命保险、堀场制作所、日本电机、任天堂、松下、夏普、日立造船厂等。

  从近畿经济产业局为《环球》杂志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关西制造业百余年来的基本脉络。

  1909年,关西制造业以化学、机械、饮食、染织等产业为主,当时的产业结构中,原材料型工业和加工组装型工业合起来不足30%,生活关联型产业占据大头,其中纺织业占40%以上。当时的制成品出货额为3.1亿日元。

  到1930年,关西制造业新增了建材、陶瓷、金属、食品食料、印刷等产业,原材料型工业和加工组装型工业所占比例超过生活关联型产业,占45%左右。这一阶段关西纺织业比例仍占30%以上,但已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30年关西制成品出货额跃升为19.1亿日元。

  1930年到1960年的30年间,特别是战后十多年,是关西制造业新产业增加最多的时期,形成了木材·造纸、石化·橡胶、陶瓷、钢铁·有色金属·金属、机械、电机、运输机械、计量·医疗机械、食品加工、纤维·服装、家具·出版·皮革等产业集群,原材料型产业和加工组装型产业约占全体产业的70%,制成品出货额达4兆日元。

  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间,关西制造业新增产业有塑料、精密机械和香烟等,新增种类虽然不多,但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第一、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的推动下,阪神、京滨、名古屋、北九州四大工业地带集体发力,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手,关西经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1985年关西制成品出货额达50.6兆日元。

  此后,关西制造业陷入低潮。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在关西表现得最为明显,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间,其制造业竟然没有新增产业。2000年关西制成品出货额为51兆日元。

  此后关西制造业进行转型,新增了通用·生产用·业务用机械和电气·电子·信息产业等,但2014年49.8兆日元的制成品出货额,表明这一转型进行得十分艰难。

  目前关西产业结构中,原材料型产业和加工组装型产业各占40%左右,生活关联型产业和其他产业不到20%(2014年数据)。其钢铁业、不动产业在全国保持一定优势,服务业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金融保险、交通通讯等重要产业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来源:2018年4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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