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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震撼世界的重建
  新华网 ( 2018-05-14 16:07:48 ) 来源: 《环球》杂志
 

  十年后的汶川像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集中展示着中国对灾区重建的决心与智慧,也为不同制度模式下的抗灾救灾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比较视野和思考空间。

《环球》杂志记者/张海鑫

  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里的时钟雕刻虽然永远停留在了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但汶川却在短暂的停留与阵痛之后,迎来了历史的跨越。

  十年之后,象征着传统工业的烟囱不见了,震后的废墟不见了,新汶川,汶川人民的新生活,正在吸引世界的目光。

汶川人民的新生活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汶川中学(原威州中学)的下午上课铃声还有两分钟敲响,坐在高三班教室里的刘璐正在担心着刚刚过去的语文考试,天灾却瞬间降临。

  “地震当晚下着雨,学校发了油布,女生站在里面,男生和老师们都在外面撑着布。一些老师还冒着余震回到房子里给我们找吃的。到了夜里,大家都很饿,4瓶牛奶一个班50多个同学分着喝,每人一口转了两圈却没喝完。”刘璐说,相较地震的伤痛,现在能让她回忆更多的是这些非常温暖的片段。

  汶川中学是在原威州中学北校区重建的,那些曾经给予刘璐温暖的老师也已成了她的同事。实际上,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刘璐毕业后本有很多机会留在一二线城市,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汶川。“刚从汶川到南充上学的时候,汶川还在重建,大学的精彩让人眼花缭乱,当时就特别希望家乡山里的孩子们都能见见外面的世界。”

  如今这个普通的老师在汶川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刘璐喜欢看电影,让她开心的是重建的汶川县城也有了电影院,去年跟着家人和朋友在电影院看了好几遍《战狼2》。或许是唤起了对地震救灾部队的记忆,这部电影在汶川很火。

  与刘璐相同,汶川县水磨镇郭家坝村的殷书建也是返乡队伍中的一员。初中毕业后就外出务工的殷书建,学过厨师,学过房建,生意一路从四川做到了浙江、上海。2008年地震中,他家的新房塌了,从此殷书建再也没有离开水磨镇。地震之后山体滑坡导致大量泥沙淤积,为了清理河道,汶川县政府引入部分企业以滑落的山体为资源开发砂石。殷书建便在寿溪河畔开起了砂石厂。随着汶川灾后重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水磨镇从灾区发展成5A级景区,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汶川很多当地居民也顺势做起了农家乐。“游客多的时候,水磨镇一天能接待几万人。2008年到2010年期间,我的砂石厂加上殷家大院,每年都有几十万元的收入。”殷书建说。

  水磨镇老人村党委书记余平良的春风阁客栈,是老街入口的第一家客栈。他算了一笔账:“以前村里的青壮年都在镇上的水泥厂、陶瓷厂打工,一年下来收入也就不到两万元,现在做民宿开客栈每年收入至少七八万元。前几年游客多的时候,一年收入甚至能达到十几万元。”

  在汶川,像刘璐、殷书建和余平良这样的人不少。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灾后重建十年间,汶川县GDP由2008年的14.74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57.57亿元,增长了2.6倍,财政收入由2008年的0.58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16亿元,增长了4.4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分别由2008年的2745元和10768元,增加到2017年的12243元和29472元,分别增长了3.5倍和1.7倍。

  “随着时间的过去,人民对汶川的期待不可能一成不变。”后援建时代,汶川人民会继续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援建者“群英图”

  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曾有国外媒体断言,“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然而,短短三年汶川便实现了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中国,用自己的重建速度震撼了世界。

  因为在汶川,参与重建的人有太多太多。

  2008年7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书记(时任中国疾控中心党办主任)李志新接到通知,中心要派一名同志去汶川支援建设两年。“当时留给我们决定的时间很短,但大家都特别想来汶川,半天时间报名的干部就达到68个。”李志新回忆。7月10日,被选中的李志新来到汶川,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汶川县常委、县政府副县长的工作。

  7月的汶川,几乎天天还有余震,日日掉飞石,很多道路都不通,是当时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然而,来到汶川的第二天李志新便到汶川的乡镇开始了调研。“那时的路况特别差,常会有山上飞石砸到公路上,我们的汽车就被砸坏过两次。”李志新说。

  汶川县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是李志新在汶川两年来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地震前,汶川的医疗信息化程度几乎为零,如今,汶川县人民医院的医院管理信息化应用已经全面投入运行,医院能同步与香港、成都等地的大医院展开网上会诊。

  “想做的事情太多,两年的时间又太短。”2010年挂职期将满之际,为了在走之前完成全县的医疗信息网络系统建设,李志新甚至缺席了挂职干部们最后在成都召开的总结会。离开汶川之后,李志新至少每年都会到汶川看一次,“我现在还是汶川的荣誉市民”。

  2018年4月,《环球》杂志记者跟随李志新重返汶川,走在威州镇(县城)的岷江路上,仍会不时有人认出这位曾经的“李县长”。

  事实上,汶川这样的“李县长”不是个例。震后一个月,中央制定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确定粤、苏、沪、浙、京、辽等19个省市立即组织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

  在这支对口支援大军里,有建设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八大主力”,有建设上海世博会的“王牌军”,有曾参加唐山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特级建设企业……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援建阵容。

  现在,威州镇(县城)有由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院士设计的“西羌名城”,耸立着实践广州大学工程抗震技术专家周福霖院士、北京大学遥感技术专家童庆禧院士智慧的复合隔震建筑,水磨镇寿溪河畔融入佛山建筑风格的“禅寿老街”也已声名远播。

  十年后的汶川像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集中展示着中国对灾区重建的决心与智慧,也为不同制度模式下的抗灾救灾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比较视野和思考空间。

  中国应对地震等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人“印象极为深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危机预防与恢复重建局局长瑞俊丹对中国四川地震灾区重建工作表示赞赏,认为中国在此方面的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未来充满无限生机

  “除了地震,汶川还有什么?”这是张通荣思考过无数次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汶川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题。

  “关于汶川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也曾争论不休。”张通荣介绍,摆在汶川面前的道路有很多:首先,汶川作为阿坝州的工业重镇,全州近70%的财政收入都依赖于汶川工业,恢复工业对汶川来说是最简单易行的一种方式,但让汶川老百姓长期在高污染的环境中生活,就谈不上幸福感;其次,有专家建议汶川发展全域旅游,但当时又很难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高半山村落;此外,还有提出移民重建的声音。

  几种方案各有主张,但对于张通荣来说都仿佛隔靴搔痒,没能切中要害。“经历了大地震,我们更加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健康的可贵,对生命和健康的守护应该是一切发展的本源。”这个看似朴实的想法改变了汶川的发展轨迹。

  汶川县选择了全民健康的发展道路。“2009年底,我第一次组织全县的健康委员会会议,参会的20多个部门,认为发展健康与本部门相关的只有计生和卫生两个部门。还有质疑的声音认为,灾后重建却在健康上大做文章是不务正业。”舆论给了张通荣很大压力,迟疑之际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和清华大学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蔚东编著的《构建全民健康社会》,坚定了张通荣发展健康经济的信心。

  “我们救灾救人的时候可以不惜一切成本,当母亲用带血的双手挖开废墟救自己的孩子时,我们体会过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失去亲人有多么痛苦,那为什么回到生活常态的时候人们很容易遗忘健康对我们有多重要?”张通荣一次次给不同的人讲着这些话。“为什么政府要把大量的资金花在病人的后期治疗和死后的丧葬费上面,花在发现病人与前期的干预疾病上不是更经济吗?”

  经历了无数次的宣讲,无数次的专家论证研讨,2010年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编制的《汶川县全民健康示范县与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规划》,最终取得共识。

  汶川在这条路上已走了七年。汶川开创性地成立了健康委员会、移动诊疗中心,率先推进全民健康公共服务标准化,完成县级全民健康的总体规划,第一个普及全民免费体检和全员慢病管理,“健康中国汶川实验地”建设基本形成。

  健康经济方面,汶川也可圈可点。

  在水磨镇,曾经密布的63家高污染企业不见了踪影,生态农业和康养旅游让寿溪河畔的老人村做回“长寿之乡”。2010年水磨古镇被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理事会和联合国人居署《全球最佳范例》杂志评为“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

  从灾区到景区,水磨镇的转变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眼球。不过,随着人们对汶川的关注进入常态化,以及国内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水磨镇也迎来了旅游业的新挑战。为此,余平良在忙着把自己的春风阁从民宿改建成精品客栈,殷书建也为他的彭家沟田园综合体砸下了重金。

  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殷书建的彭家沟综合体将迎来试运营,殷书建望着又种下的一季天麻,盼望着三年之后能赶上中药材市场的大年。就像后援建时代的汶川,种苗已经埋下,未来充满无限生机。

来源:2018年5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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