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解决了1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问题，没有对世界粮食市场形成冲击，也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需求形成涨价和进口竞争威胁。相反，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了较好的外溢效应。

文／刘合光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之本。然而，由于人多地少、人口增长以及耕地消耗等原因，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引起西方国家极大关注，曾有西方经济学家如此发问：“谁来养活中国？”

　　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作出的回答——从农村起步的改革开放，40年来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快速增长，不仅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国民营养状况也得到大幅改善；同时，中国还通过农业对外合作，输出农业技术，促进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缓解了它们的粮食安全压力。这一切，完全消解了国际粮食专家们曾经的忧虑。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战略——“饭碗论”“底线论”“红线论”……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粮食安全理论。

西方之问

　　西方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忧曾长期存在。二战后美国的一位总统就曾担忧中国养活不了5亿人口；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上，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无法养活10亿人口；1995年美国学者布朗在其书籍《谁来养活中国？》中，再度表达了对中国粮食供给的担忧，认为全球的粮食生产可能难以满足中国未来巨大的粮食需求。这些担忧，尤其是后者，当时在全球范围造成舆论震动。

　　西方国家为何会有这些忧虑？

　　首先，是基于其主观立场。对于一些西方国家而言，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是其关注的焦点，“中国威胁论”是这些国家分析问题的潜在出发点和落脚点。布朗就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食品的短缺伴随着经济的不稳定，其对安全的威胁比军事入侵大得多。他认为中国的粮食短缺会导致世界粮价全面上涨，从而导致低收入粮食进口国的需求被挤出国际市场。立场不客观，研究态度就难免偏激，对此，当时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储备局局长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曾明确表示，布朗的预测对整个世界产生了误导。

　　其次，是分析问题带有偏见。一些西方学者刻意选择了有利于他们所谓“威胁论”的分析思路、方法和假设。尤其是在分析当时中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和需求量等方面，分析方法和依据均不科学。具体而言就是，贬低中国粮食供给能力，夸大中国粮食需求。比如在评估中国粮食供给能力时，参考的是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耕地资源远比中国贫乏的日本、韩国等国的相关数据，并因此得出错误推论，认为中国会减少47%的耕地面积；在估算中国粮食总需求方面，又忽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预测中国2030年的人口总量为16亿；在分析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时，低估这些国家的粮食供给能力，预测其年均增长率为0.5%，这不仅远低于1990年以前30年内客观存在的年均2.8%的增长率，也低于1990~1995年间年均2.3%的增长率。这些专家还曾预测，2030年世界粮食的供给总量为21.49亿吨，而现实情况是，2015~2016年度世界粮食供给量已达到24.67亿吨。悲观的预测显然来自错误的假设。

中国之答

　　针对“布朗问题”，中国用实际行动和大量数据向世界作出了负责任的回答。从1978年到2017年这39年间，中国粮食总产量从3.05亿吨增长到6.18亿吨，增幅达102.7%，超过同期人口44.4%的增幅。

　　这一切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业模式上的创新，以及在农业政策、农业科技等领域所做出的改变。

　　过去近40年，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仅依靠全球淡水资源的6%、耕地资源的7%，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保持了95%的粮食自给率，远远高于布朗预测的42.5%的自给率。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政策与时俱进地做了阶段性调整和改革，大幅度解放了中国农业生产力，包括粮食在内的中国农业各个细分部门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是改革开放初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农业生产力，不再追求“一大二公”，通过家庭承包使得农业生产中高昂的监督成本内部化，重构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微观组织基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迸发，很快解决了中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短缺问题。

　　接着是上世纪90年代农产品购销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步提高，一些农产品逐步从统购统销中放开，市场化改革解除了计划经济对农业发展的约束，粮食产量连续跨越了几个发展台阶——1983年突破4亿吨，1993年突破4.5亿吨，1998年突破5亿吨。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比较低的国家之一。世界农产品涌入国门，对中国农业生产形成了竞争压力也激发了发展活力，中国农业进一步依据自身比较优势积极调整了生产结构，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通过进口弥补劣势农产品缺口并调剂国内农产品消费的品种余缺。

　　2003年中国粮食生产进入阶段性低潮时期，中国随即把农业发展的重点重新调整到粮食安全上。中国政府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2006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随后实施了符合WTO规则的农业综合补贴，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主要是装满中国粮。至2015年，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二连增”。自2013年以来一直稳稳站在6亿吨的台阶上。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并没有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从基期的3.4亿吨下降，反而是从1994年的4.45亿吨（布朗的统计口径与中国统计数据并不一致）增长到2017年的6.18亿吨，远远超出了布朗的预期。

　　布朗预测错误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如前文所述，扩大了中国耕地面积减少的程度；二是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中国农业科技的进步，对中国解决粮食问题至关重要。

　　一是育种技术的进步。无论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李振声的杂交小麦技术，还是李登海的杂交玉米技术，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粮食的平均单产。从1995年到2016年，中国粮食的单产水平从4.659吨/公顷增加到5.99吨/公顷，中国粮食单产的实际增长幅度彻底打破了布朗当初对中国单产潜力的过度悲观预测。

　　二是耕作、植保和灌溉等技术的进步。与良种相配套的耕作技术、植保技术和灌溉等技术，确保了良种的优化种植，有效提高了中国粮食的生产水平。

　　三是中国持续推进的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的实施。通过系统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的生产能力，保肥保水能力，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等农产品的产出显著提高。中国耕地中有70%左右的中低产田，针对不同土壤的障碍因素进行中低产田改造，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土地产出率，中低产田改造好了能长期见效益，可以保障持续的农产品生产能力。

中国方案供给四方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解决了1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问题，没有对世界粮食市场形成冲击，也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需求形成涨价和进口竞争威胁。相反，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了较好的外溢效应。

　　一是中国行之有效的粮食储备观念和经验，被发展中国家和有关区域汲取和借鉴。尤其是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及随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稳定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国内粮食供给，国内粮食市场价格没有随世界粮食市场的暴涨而急剧上涨。中国的成功经验成为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以及其他亚非拉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应对世界粮食波动冲击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方案。

　　二是中国通过农业对外合作，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了农业发展经验、政策和技术，利于这些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主要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以及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中国在亚非拉一些国家兴建了3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近千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仅“南南合作”一期项目就向20多个发展中国家派出736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员，帮助当地培养了4000多名农业管理和技术人员，为提高受援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长期为非洲国家培养农业官员，提高他们制定政策的能力，向他们传授适用的农业技术，为促进非洲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三是中国承担起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国际责任。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努力实现自己的承诺，在世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承诺的过程中，中国不但确保了本国完成千年目标，还积极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学习技术、培训官员和专家，从而提高这些国家践行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和水平。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积极向粮食紧缺国家增加出口和援助，输出用于应急和长期发挥作用的粮食生产技术体系。

　　四是中国鼓励农业科学家发挥作用，采取国际科研合作方式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难题。袁隆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农业科学家研发的杂交水稻，不仅在中国多养活了7000万人，而且还被逐渐推广到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大面积的商业化种植，为这些国家实现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今，袁隆平仍在锲而不舍地研发水稻技术，2017年研发的海水稻曾收获超过620公斤的亩产量。若在中国种植1亿亩这种海水稻，按一半产量计算，就足以养活8000万人口；若在全球142.5亿亩盐碱地运用此技术，则可解决110亿人的粮食需求。

　　2018年，由袁隆平带领的中国研发团队在阿联酋迪拜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获得巨大成功，最高亩产超过500公斤。按照合作计划，未来水稻有望覆盖阿联酋10%以上国土面积，形成大片“人造绿洲”，不但能提升阿联酋粮食自给能力，而且有望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未来如果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能运用中国的这一新技术，将有助于提升沙漠地区的粮食产量。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2018年7月1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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