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立足未来气候风险的长远情景，考虑‘最坏’结果，将气候风险和韧性的分析纳入决策，才能确保决策者的决策最终能够抵御气候变化风险。”

《环球》杂志记者/胡艳芬

　　“凡事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气候组织等多边气候合作机制的设立，以及《巴黎协定》等多边或双边气候协议的签订，都是基于这一朴素的道理。

　　“只有立足未来气候风险的长远情景，考虑‘最坏’结果，将气候风险和韧性的分析纳入决策，才能确保决策者的决策最终能够抵御气候变化风险。”《中-英合作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气候风险指标研究》报告（中文版）这样写道。

　　这份报告由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和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联合编写，于3月21日在北京正式发布。

　　报告得出了一个需要全世界警醒的结论：“尽管全球能源系统正在转型，但进展过于缓慢且过于失调，无法实现低排放路径。研究显示，在12个行业指标中，仅有1个指标（即利用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如陆上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在符合2℃排放路径的轨道上。”

　　关于气候风险，有7个重要问题在此次报告和报告发布会上得到了解答。

　　问题1：我们为何要考虑气候风险的“最坏情况”？

　　答：风险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对决策者而言，重要的概念是“最坏情况”，因为它代表了可能发生的最为严重的结果，因而适用于规划。如当决策者希望确保各项战略或投资不仅在预期条件下可行，而且还要在更多极端情况下仍具有韧性（或恢复力）时，他们可能需要通过对“最坏情况”的预估来决定采取哪些行动以降低这些极端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问题2：什么是本世纪内气候风险的“最坏情况”？

　　答：报告指出，继续推行现行政策并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全球将会处于高排放路径上，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和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中心估计值分别约为5℃和80厘米。然而，这种增加值还可能会更高，并且在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下，温度和海平面的升幅可能是7℃和100厘米（这一概率为10%）。

　　在全球尺度上，在高排放路径导致的“最坏情况”下，到2100年，目前每年发生概率不足5%的热浪将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全球平均水文干旱的频率将增加一倍，发生农业干旱的概率将增加近10倍；河流洪水的频率将增加10倍，沿海地区发生百年一遇洪水的面积将增加50%；大约80%的年份中都将出现可能会影响玉米生产的高温，目前这一概率仅为5%。

　　问题3：如果全球气候风险真出现“最坏情况”，到本世纪末，中国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

　　答：发生在中国的热浪数量可能会增加3倍，冰川质量可能会减少近70%，从而影响中国西部缺水地区的水资源供应。整个中国的降雨量增加表明全国径流总量可能会增加（尽管减少似乎是合理的），但各地的变化幅度很大。受干旱影响的农田年平均面积可能会增加1.5倍以上，大米产量在约80%的年份中可能受到高温损害的显著影响（目前为20%），这意味着粮食产量损失会高达20%。到2050年，超过1亿人将可能面临沿海洪水风险。

　　问题4：气候风险还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答：这是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也就是由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某种或几种直接风险所触发，进而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发生连锁反应。

　　发生在2007~2008年的粮食危机是气候事件触发系统风险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场危机的源头得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澳大利亚发生被称为“千年干旱”的旱灾，之后又是多次干旱，导致多季节连续减产。澳大利是世界小麦市场的主要“粮仓”供应商，连续干旱使全球粮食系统出现短缺现象，而此前粮食系统已因库存日益转移到牲畜饲养和生物燃料生产而受损。

　　由于全球粮食库存减少，加上澳大利亚的收成不佳，各国政府和民众迅速做出反应：越南和印度限制粮食出口，埃及等国紧随其后，菲律宾报道了恐慌性购买现象，就连大米净出口国泰国也讨论了出口禁令。因此，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供应量大幅度减少，从而推动粮食价格飙升，经历了一次危机。

　　在粮食价格暴涨时，全球一些低收入国家爆发了骚乱，其中海地就因粮食价格突然暴涨引发抗议者暴力骚乱，海地时任总理下台。

　　这类事件说明，系统性风险通过连锁反应可以对人口和经济产生严重后果，然而系统性风险就其性质而言是难以预测和防控的。同时，经济增长也不一定会降低系统风险，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有助于降低脆弱性，比如较富裕人口不易受到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但却可能增加其他方面的风险。此外，间接系统性风险具有跨界特征，随着未来各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和相互联系，各国之间需要开展合作和采取新的治理措施来管理跨界风险。

　　正如英国前气候变化特别代表约翰·艾什顿所说，“相互依存的现实迫使人类必须承认，今天的挑战不是我们一国所面临的困境，而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难题……除非气候对所有人来说是稳定的，否则就无所谓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大洲的稳定气候。气候安全是当今时代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问题5：在“最坏情况”下，气候变化将对人群健康带来什么风险？

　　答：世卫组织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登革热扩散的主要原因。而疟疾和肾综合征出血热与气候变量在区域尺度上呈正相关。

　　近年来，登革热在我国广东、云南、福建、浙江、广西、河南和山东等地出现多点暴发。在“最坏情况”即最高增温情况下，登革热媒介白纹伊蚊的高度适生区的分布范围，在2020年将增加58个县（区），2030年增加69个县（区），2050年增加333个县（区），到本世纪末，将增加580个县（区）。

　　此外，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极端高温下产生的热效应。极端高温也将增加传染病及慢性非传染病（如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传播风险，并将对各行各业产生影响。

　　问题6：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带来什么影响？

　　答：《巴黎协定》设定的共同目标是将全球平均升温限制在“远低于”2℃，“努力”将升幅限制在1.5℃。实现这一目标要通过更大决心的国家承诺——国家自主贡献（NDC）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在21世纪下半叶达到排放源与汇之间的平衡。

　　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15年）之后的3年，国际社会处于关键时刻。鉴于各缔约方即将就2020年重新提交各自的NDC开展促进性对话，因此各国政府面临着共同努力的首个机遇。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虽然其他政府重申了对《巴黎协定》的承诺，但它们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问题7：中英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给予世界双边和多边合作什么启发？

　　答：“无论如何，中英在气候风险评估上已开展了长期合作，这对多边及双边气候合作都具有借鉴意义。”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克里斯蒂娜·斯科特（Christina Scott）表示，英国非常愿意进一步拓展与中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我们高度重视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包括政府对政府、商界对商界和学术对学术之间的合作，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拓展这样的合作领域。”

　　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作战略部工业战略高级政策顾问西蒙·夏普（Simon Sharpe）在回答《环球》杂志记者提问时表示，应重视低碳增长，严肃应对气候变化，承认气候变化威胁是全球趋势，“应对气候变化不是负担，而是机遇。我们心里很清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们愿意和中国携手追随正确的历史大势，站在正确的一面”。

　　“通过中英合作这个项目，我们发现英国国内所做的很多工作和中国的很多工作完全相通，中国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搬到英国来，其他国家也可以效仿我们。”英国雷丁大学教授奈杰尔·阿内尔（Nigel Arnell）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总结说，“双边合作可以比较深入、专业地做一些研究，而最终要做好这件事，要通过多边合作的机制，比如联合国气候大会就是一个多边的机制。”

来源：2019年4月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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