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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的中国方案
  新华网 ( 2019-05-01 07:18:56 ) 来源: 《环球》杂志
 

          ——专访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跨部门健康行动的最早典范之一。虽然今天的健康挑战更加多样化,但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这种全社会合力共治的模式依然是最有效的健康城市推进方法。”

《环球》杂志记者/王萍

  经过多年探索和建设,中国在建设健康城市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1994年,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合作,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嘉定区启动了健康城市项目试点工作。2016年7月,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全国全面启动健康城市健康乡村建设,并将其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抓手深入推进。

  WHO驻华代表高力博士近日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WHO与中国在建设健康城市上的合作已取得“丰硕成果”,“未来将继续深化与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主的中国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合作,推动健康城市和‘健康入万策’理念在中国的落实。”

全球健康城市建设

  《环球》杂志:建设健康城市目前已被全球众多城市接受并付诸行动。这样的观念是如何推广的?

  高力:健康城市这一概念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是WHO为应对城市化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挑战而倡导的战略行动。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给居住其间的人类提供了就业、居住、发展的机会,也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多种多样的挑战。从传染病的暴发和快速蔓延,到空气、水等环境污染带来的急、慢性疾病,不安全和不健康的食物,紧张的都市生活造成的心理疾患等,都威胁着城市居民的健康。可以说健康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城市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和谐发展的必然追求。

  WHO于1986年首先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启动健康城市项目,逐渐形成遍及全球城市的行动。虽然实施策略因城而异,但都遵循着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即以健康为中心、通过城市领导的承诺和公共政策、各利益攸关方和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及共同行动,实现城市居民的健康。

  今天,全世界已有数千座城市加入到健康城市的行动当中,遍及WHO的全球6大区域。

  在推动健康城市的全球发展上,WHO的作用体现在政治动员、技术支持和搭建交流平台等方面,比如组织召开健康城市市长论坛、开发相关技术指南、支持健康城市网络建设和健康城市研究等。

  《环球》杂志:从1986年启动“健康城市”项目,三十多年间全球健康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不同地域和国家是如何开展的?

  高力:自WHO正式启动健康城市项目以来,不同区域和国家结合自身条件和主要健康问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探索。世卫欧洲区在1986年最早介入健康城市项目,并成立了世卫欧洲区健康城市办公室,将健康城市的发展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自1987年开始,世卫欧洲区制定并开展了6个周期的健康城市规划。近期,世卫欧洲区着手开展第7个周期的规划工作(2019-2024),并提出“人人享有更加健康和幸福的城市”的口号。

  上世纪80年代末,世卫西太平洋区的部分发达国家率先行动起来,加入健康城市的行列,比如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为更好地应对区域内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健康挑战,世卫西太平洋区办公室决定重点支持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行健康城市试点。从1994年开始,马来西亚、越南、韩国、菲律宾等国家陆续启动了健康城市试点。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还通过制定健康城市规划和行动框架、组织区域性交流和能力建设、支持健康城市协作网络等措施推动健康城市行动深入发展。

  《环球》杂志:WHO在1996年公布了“健康城市10条标准”,作为建设健康城市的努力方向和衡量指标。发展到今天,这10条标准对于当下全球健康城市建设,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

  高力:经过初期探索,WHO于上世纪90年代末逐步总结提出健康城市的定义,即“健康城市是一个通过不断创造和改善其物质和社会环境,使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市民能够充分发挥潜能,并健康和幸福地生活的城市”。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健康城市侧重的是过程而非结果。一座健康城市并不是一座已经达到特定健康状态的城市,而是它能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并不断努力改善它。因此,任何城市都可以成为一座健康城市,无论其目前的健康状况如何。

  但是,一座理想的健康城市也应具备一些共同特征。以此为基础,WHO于1996年提出了与健康城市相关的10条具体标准和内容,包括为市民提供清洁安全的环境,为市民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饮水、能源供应,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统,通过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各种经济手段,保证市民在营养、饮水、住房、收入、安全和工作上的基本要求等。

  健康城市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代发展进行动态调整,不断纳入新的理念和行动。因此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比如大胆地提出,“一座健康城市是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城市”,“一座健康城市是一个鼓励步行以减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城市”,等等。

与中国合作密切

  《环球》杂志:在中国的健康城市建设进程中,WHO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高力:在中国建设健康城市的各个阶段,WHO都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与中方保持着密切合作。早在1994年,WHO就与中国原卫生部合作,在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嘉定区启动健康城市项目试点工作。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到世界性的健康城市规划行动当中。在双方的努力和倡导下,试点范围逐渐扩大,2007年双方确定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10个市(区、镇)开展健康城市试点。

  为加强健康城市的国际经验交流,WHO与中国原卫生部、原卫计委多次召开健康城市国际市长论坛,提升城市领导相关认识,交流中外经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健康城市市长论坛上,100多位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市长共同通过了《健康城市上海共识》。《健康城市上海共识》确定了符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健康城市愿景和优先行动领域,是指导未来10余年全球健康城市行动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环球》杂志:围绕健康城市建设,未来WHO将在哪些方面加强与中国相关机构的合作?

  高力:2016年,当时的中国国家卫计委公布了38个首批健康城市试点名单;2018年4月,《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版》出台,中国健康城市建设正在不断推进。

  在已取得的丰硕合作成果基础上,WHO将继续深化与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主的中国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合作,推动健康城市和“健康入万策”理念的落实。具体来讲,WHO会更好地发挥政策动员、技术支持和搭建交流平台的作用,支持中国城市因地制宜地开展健康城市行动,开发既适合国情又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衔接的健康城市评价体系,并将“健康中国2030”和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经验推广到国际上。

中国与世界互鉴

  《环球》杂志:在WHO看来,中国在健康城市建设上取得了哪些成绩,形成了哪些中国方案,还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进一步完善?

  高力:中国的健康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具备独特的制度优势,潜力巨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卫生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居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17年,WHO向中国政府颁发了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充分肯定中国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伟大创举。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跨部门健康行动的最早典范之一。虽然今天的健康挑战更加多样化,但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这种全社会合力共治的模式依然是最有效的健康城市推进方法。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在健康城市的建设更加复杂、更富挑战性。诸多影响城市健康的问题根源并不掌握在卫生部门或医护人员手中,例如空气污染、缺乏身体锻炼等。我们曾提出“健康城市,始于公交”、“城市建设应当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车为本”等观点。城市的设计应该鼓励主动出行和绿色出行,实现减少空气污染和增加身体运动的双赢。但是,要实现这些改变首先需要城市规划、交通等部门的共识和行动,把健康纳入相关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当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内涵也已与时俱进地发生了变化,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成为爱国卫生运动在新时期的重要使命。

  《环球》杂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健康城市建设上,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高力:世界各国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健康城市行动,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欧洲国家尤其是以丹麦为代表的主动出行项目。丹麦的哥本哈根市推广建成了完善的自行车促进计划,该市每条马路都设有自行车专用道,既扩大了市民健身运动的空间,也减少了城市空气污染。

  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提出了宜居城市的指标,并将可步行性列为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英国格拉斯哥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则致力于儿童的健康饮食,为幼儿园和小学生提供免费的水果等。

  针对当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高发和老龄化的特点,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重点应围绕重点慢性病的预防干预,尤其是通过跨部门的合作,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当中。比如说,大力推进无烟城市的立法和推广工作,推广身体运动和主动出行,减少空气污染的健康危害,和食品行业合作开展减盐减油干预等。在这些行动领域,WHO在全球层面开发了很多实用的技术指南和工具包,可供参考。

  目前,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做出了表率,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在公共场所禁烟的立法和实施中都起到了带头作用。对实施情况的评估结果是非常积极的——在北京市实施公共场所禁烟条例后,至少减少了20万吸烟者和280万二手烟的受害者。从这里得出的关键结论是,现在是时候在中国更多城市乃至全国复制北京等地的成功经验。

新机遇与新挑战

  《环球》杂志:2018年,清华大学与《柳叶刀》联合发布了健康城市主题报告——《城市健康:释放城市力量,共筑健康中国》,引起业界高度关注。对于该报告,WHO如何看待?

  高力:该报告是无数国内外顶尖专家辛勤工作的结晶。这个报告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城市面对的主要健康挑战,也提出了很好的政策建议。比如,针对健康城市建设中的痛点,报告建议提高公众参与度,鼓励居民参与医疗卫生设施规划选址等。报告还提出,城市需要打破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促进跨部门合作,包括建立可持续性的跨部门长期合作机制等。

  报告还强调了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对城市管理者的治理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城市管理者综合决策、合力推进,才能确保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使“健康入万策”成为现实。

  《环球》杂志: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影响正扩散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WHO如何看待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给未来健康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高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渗透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健康城市的发展也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使其更好地促进健康。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临床诊断和治疗领域的应用较多,在疾病预防、行为改变和发现环境风险等方面的运用还比较局限。比如,要更好地理解城市格局和规划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进行改造;通过大数据实时了解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行为(如吸烟、过度饮酒、高盐高油饮食、缺乏运动等)的变动情况并给予个性化的行为干预等。

  中国已日益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高地,与相关行业保持密切合作并不断开拓新领域,不但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健康,对全球健康治理也将是重要贡献。

来源:2019年5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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