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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复制的“王牌”街道
  新华网 ( 2019-08-20 06:37:28 ) 来源: 《环球》杂志
 

    除外部环境因素外,中美两国这4条“王牌”街道的自身特点、发展模式及部分经验有可能被复制。

文/周密

  作为中美两国特定产业高度集聚区的代表,美国的波士顿128公路沿线、硅谷沙丘路,中国的深圳粤海街道、杭州西兴街道,各自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模式。

  除外部环境因素外,中美两国这4条“王牌”街道的自身特点、发展模式及部分经验有可能被复制。

“王牌”原动力

  中美这四个颇具代表性的街区,其形成特定产业高度集聚区有许多共性。

  一是市场发展留白充足。

  政府和作为研发初始动力的科研机构的开明态度是形成产业集群的基础。麻省理工学院允许其部分研究从实验室分离出而满足应用需求,斯坦福大学推动大学或科研机构作为中心,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或商品,形成高技术综合体。粤海和西兴所在的杭州高新区(滨江)在发展过程中,来自政府的充分授权也十分重要。

  减少限制,放手发展,做好留白,让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既有利于减少行政干预可能带来的低效率,也更适合企业主体创新合作。

  二是贴近研发创新中心。

  中美的4个高度产业集群的区域多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研发与创新的中心,从而缩短了从实验室到市场商业应用的转换时间。

  事实上,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创新多以基础技术和新材料特性为主,技术上领先于实际商业应用。与研发创新中心邻近,企业更容易受到熏陶和影响,而来自商业机构的反馈则有利于为基础研究提供思路和方向。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在产生社会经济价值的同时又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支持。

  三是基础设施四通八达。

  波士顿128号公路起初连通了波士顿郊区标准不同、称呼各异的公路,而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改建形成了高速公路。101高速公路为硅谷和沙丘路的发展提供了快速通勤的交通条件。深圳和杭州也都有着便利的航空、航运、内河与铁路交通。

  伴随经济的发展和技术升级,中美4个区域在互联网信息高速通路和网络安全、灾备等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也获得快速发展,为各类资源的快速流动与优化配置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

  四是内外市场有效支撑。

  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市场需求,中美4个区域的高速发展与世界政经局势发展及全球市场整合与升级密切相连。冷战产生的大量国防订单支撑了波士顿128号公路沿线的公司;互联网浪潮则为硅谷影响力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伴随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产业分工以及不断着力投入、扩大产业体系建设和技术水平提升,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旺盛,为产业集群提供了内外两个市场的共同需求,推动了产业集聚发展。

  五是产业集聚区域协同。

  产业内部与产业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中美形成产业集聚区的重要动力,专业化分工支持了产业局部高度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粤海街道所处的珠三角地区在开放过程中成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优势区域,而杭州邻近的长三角区域也是制造业的领先者。一方面,产业内的相互配合聚少成多,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区域内相关产业也可以提供协同,有效利用空间资源,避免因对外部配套产业链依赖广泛而减弱行业集中度的情况。

利弊几何

  高度集聚的产业成为中美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其强劲的创新能力发挥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同业竞争加快迭代创新速度。企业在发展中目标与方向并不相同,同行业的集聚将对竞争起到促进作用。产业内的竞争要求企业不断以竞争对手的发展水平审核自身状况,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弥补自身不足,巩固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和更优质的服务。产业的局部高度集聚则因地理距离的缩短而进一步加强,迭代创新速度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获得更多支持。

  第二,人才流动加大协同创新强度。产业的高度集聚导致区域内人才所能选择的岗位和从事的工作具有更多相似性,在现代化分工日益细化的条件下,相对更窄的业务领域的效率更高。人员的有效流动对技术外溢和人力资源有效使用都有重要意义。同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才流动,而“人往高处走”的选择机制则会反过来促进企业不断优化并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第三,品牌加持加速凝聚创新资源。中美这4个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品牌,对后续的升级发展更为有利。集聚区的品牌标记能够为区内企业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多附加值,吸引相似领域的企业在区内发展或与区内企业开展合作。经过数十年的发展,4个集聚区对创新相关的资源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不断吸引相关专业领域的技术持有者、专业技术人员和投资者,增强了持续创新的能力。

  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产业在局部区域内的高度集聚也可能产生弊端,也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行业固化减弱冲击适应能力。快速的迭代发展加速了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使得区域形成了明显的产业特点,在充分发挥协同效率的同时也使得风险更加集中,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容易受外部环境变化更为显著的影响。技术升级、市场需求调整乃至由于政策限制产业链合作,都可能对高度联系且相互依赖的产业带来直接冲击,若处理不善可能带来严重影响。

  其次,头部集聚提高行业进入门槛。高度集中也可能同时意味着行业巨头的比邻而立。与传统行业相比,中美这4个区域所涉及的产业领域创新较为频繁,而多数创新需要有前期的大量资金投入,风险相对较高。为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领先企业容易采用各种方式提高行业进入门槛,从而导致市场因缺乏来自中小企业的竞争而失去活力,也因此造成消费者利益和福利的损失。

  第三,依赖外部易受国际变化影响。高度集中的产业形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当时代表着先进的技术和市场方向。伴随国际形势的不断调整和变化,新的热点可能改变全球分工体系和市场供需结构。与较为分散的产业组织体系相比,高度集聚的产业区域的市场在其外部,而外部发生的各类改变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区域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继续受到青睐。

有条件可复制

  在中美两国乃至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否有可能复制这4个区域的经验,形成新的“王牌”街道?回答是有可能的,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首先,朝阳产业更易形成高度集聚。自古以来,创新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对于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是,要形成高度集聚的产业地带,朝阳产业相对可能性更大。推动使用新技术、新工艺,乃至新的组织管理模式,对于适应环境变化、满足更高需求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与传统产业相比,朝阳产业尚未定型,可塑空间较大,传统保守力量对发展演变的阻碍相对较弱,更有可能进行调整和改变,从而形成适应创新发展的高度集中的产业链垂直分工模式。

  其次,创新需要容忍失败的社会文化。创新意味着更高风险,对于创新的阻碍除来自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也来自社会环境。从美国到中国,这4个区域的发展都曾经出现大量的失败案例,而正是由于对于失败的包容甚至鼓励,使得后续的成功变得更为现实。推动产业的高度集聚与协同发展,需要倡导并形成容忍失败的社会文化,在对风险合理评估与应对的基础上为更大的成功做好准备。减少创新实践者的心理负担与压力,为市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留出必要空间。

  第三,产学研梯度配合正负向反馈。与应用实践相比,科研机构的创新通常在技术上更为领先,新技术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推动工艺进步,产生扩散和衍射效果。产学研的良好互动与有效配合对形成高密度的产业集聚意义重大,基础研究带来的技术提升能够持续推动商业应用的创新发展,而产业发展引发的对技术进步的需求又形成重要的负向反馈,推动基础科研的不断进化。上述正向与负向的反馈需是准确而有效的,各方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开展高效的互补配合与合作。

  第四,避免企业过早集中形成头部。创新发展往往由大企业做骨干、小企业做动力,无论是硅谷还是粤海,在其创新发展的初期都经历了百花齐放的场景。但伴随着头部企业对市场控制力增强,对大量中小创新企业的竞争的阻碍也可能越发明显。采取各种方式,拖延头部企业的形成,规范其行为模式,尽量减少滥用市场支配力量的情形发生,或采取措施促进行业企业共享自然垄断资源,对于产业合理集聚并形成高度集群的创新发展生态系统十分关键。

  最后,各类资金持续投入各取所需。产业高度集聚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风险投资在硅谷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各类政府主导的发展基金、为获得持续稳定投资回报的社会资金都可能在合作中各取所需。要形成高度集聚的产业分布,既需要政府对科研等基础创新加以引导和支持,又需要风险投资对创新者的早期支持,还需要各类资金支持与创新周边的配套产业领域。各类资金的稳定、持续投入对于形成品牌价值与影响力相当重要,而产业成功后的变现既可以为投资者带来回报,又能够为下一轮新的投资积累弹药。

  (作者系商务部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2019年8月2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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