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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在浙江
  新华网 ( 2019-09-18 07:07:00 ) 来源: 《环球》杂志
 

    随着浙江的民营经济崛起,尤其是小商品、纺织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选择到浙江旅居经商,以义乌、绍兴、温州为主。

李熠煜 罗骧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对于外国经商投资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在浙江杭州、绍兴、义乌、温州等城市的街头巷尾,时常能看到印度人的身影。

印度与浙江的人文交流

  浙江境内名山云集,景色秀美,自魏晋以来一直是名士偏爱的隐逸之地,如王羲之、谢安等人都先后隐居于会稽(今绍兴)等地。佛教传入早期,清谈盛行,因为气质相近,高僧名士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浙江便成为僧人的重要驻锡地(僧人留驻之所),他们在此传教并修建禅寺。

  据传,早在东汉年间,就有印度僧人在临安天目山一带传教;又如在中国最早开展译经工作的僧人安世高,在云游传法时,殒命于会稽;东晋咸和初年,西印度僧人慧理自中原入浙,登灵隐山见一高峰,言“此乃天竺灵鹫山一小峰,不知何代飞来?”遂于飞来峰前修建寺院,取名为灵隐寺;梁朝时印度高僧真谛居富春(杭州富阳),译出大量佛经,被誉为四大译师之一。

  近两千年来,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盛行一时,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曾形成儒释道三家辉映的局面,其中浙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印人文交流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其第一站是上海,第二站便是杭州。泰戈尔下榻西湖饭店,并发表了名为《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的演讲,浙江诗人徐志摩陪同翻译,听众超过3000人。

  值得一提的是,泰戈尔访华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中印文化交流的古老传统,他在演讲现场曾赋诗一首:“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他高傲地不动。”在他心里,这高傲不动的山或许就是中印友好交流的象征吧。

旅居浙江的印度人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制造业发展,来华的印度人逐渐增多。广东开风气之先,成为来华印度人的最早寓居之地,主要集中在深圳、广州、佛山等区域。

  而近年来,随着浙江的民营经济崛起,尤其是小商品、纺织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选择到浙江旅居经商,以义乌、绍兴、温州为主。

  根据2018年浙江省出入境数据分析,印度入境人数位居全省入境人数前十名。以常住外国人最多的县级市义乌为例,每10个外国人中几乎就有一个是印度人;外国人常住人口第三大城市绍兴市的柯桥区中,约四分之一的常住外国人来自印度。

  义乌市侨办的数据显示,2016年登记管理的境外人员达487235人次,分别来自195个国家和地区,占当年义乌户籍人口的50.1%,其中人口数量排名最高的是印度人。

  除少量留学生外,在浙江的印度人大多从事贸易经商。近年来随着杭州互联网产业的兴起,亦有部分印度人赴杭从事互联网领域的工作,这也与印度软件业较为发达有关。

  总体来看,在浙江经商的印度人来自印度各地,他们聚集在绍兴柯桥、金华义乌两地,主要是利用语言优势,直接为当地的私营制造业业主寻找海外买家,作为中间商赚取佣金,他们主要针对中东、东南亚、南亚、东欧和非洲的市场,也是中国小商品遍布世界的重要推手。

  绍兴柯桥是全球最大的纺织面料交易市场,其出口全球的各色印花纺织品,甚至占据全球生产总量的三成。而印度目前人口超过13亿,但人均收入不到中国的一半,对质优价廉的纺织品需求特别强烈,故柯桥吸引了众多印度商人来此从事纺织品贸易。据统计,在2015年,柯桥就有常住外国人3191人,临时出入境外商达60749人,其中常住与临时出入境的印度人次都居各国之首。

  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品类繁多、琳琅满目,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国商人。印度是义乌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仅因为其居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更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巨大的需求。

  统计显示,2015年义乌的对外出口商品中,有180亿美元(出口额)的商品销往印度,占全年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义乌海关的数据显示,早在2012年,印度就取代伊朗成为义乌小商品出口的最大目的国,经海关出口印度的货值达6.9亿美元,同比增长17.1%。截至2016年年底,在义乌注册的所有外资合伙企业中,印度人合伙企业占比达12.03%。

在浙印度人的生活状况

  印度人来中国大都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抱团而居,这与19世纪晚期中国人在海外经商的模式类似。他们初来中国,人地两疏,相比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商人,他们缺乏资金,在技术、语言、知识结构等方面均有劣势,开展商业活动困难重重。在此局面下,他们特别注重在当地构建以族群经济为主的小商圈,逐渐小有声势。

  此外,与19世纪晚期中国人在海外聚居继而形成著名的“唐人街”类似,在浙江的印度人也热衷于命名“印度街”,柯桥、义乌的印度商人甚至将其居住的地方称为“小印度”。

  由于越来越多的印度商人不仅自己参与海外贸易,还拖家带口来柯桥、义乌定居,当地一些相关行业也随之而兴,比如餐饮、外卖等门槛较低的行业。

  仅在义乌的城北路上,就有十几家印度餐厅,提供特色美食。随着到柯桥、义乌等地定居的印度人数量增多,他们成立了商会,互相帮助、调停纷争,进行自我管理,形成独特的族群生活空间。据这些印度人的邻居与商业伙伴反映,虽然这些印度商人存在资金不足、时间观念较为淡薄等“劣势”,但其温和、开朗的性格特质非常讨喜。

  机遇与挑战并存。旅居浙江的印度商人身处异国他乡,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在生活习惯、人际交流等方面,更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何协调好来自印度不同地区人员的关系,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不仅是这些“异乡人”面临的挑战,也成为当地管理者的难题。而在浙印度商人能否适应当地生活,也直接关系到当地社会稳定和城市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的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中印社会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

来源:2019年9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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