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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一响带咔嚓”
  新华网 ( 2019-10-12 06:42:40 ) 来源: 《环球》杂志
 

文/《环球》杂志记者 胡艳芬 龚雯

  “三转一响带咔嚓”,几乎是1970年代中国人对物质生活的最高追求。“三转”就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响”是收录机;“咔嚓”是照相机。有了这五样,小伙子娶媳妇的底气都足了。如果还能穿上一件结实耐用弹性好、挺括易洗不变形的蓝色涤卡上衣,一条黄褐色的毛料西装裤,那就别提多“洋气”了。

  一台可以手拎着四处显摆的四喇叭三洋录放机,外加两盒邓丽君的磁带;一台日立牌黑白电视机,播着日本电影《追捕》——这些在当年足以震动整条街。毕竟,当时的国产货还多是计划生产、限量供应、凭票购买,而买洋货则需要外汇券。

  “那样稀有的外汇券,有的地方听都没听说过。”生活在武汉市汉口江岸区的老先生刘晴川告诉《环球》杂志记者,“1977年我29岁,刚从农村回城,那时我曾在友谊商店二楼看到不少进口商品,让我震惊不已的是,一套进口组合家具要1万多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工资的十六七倍。当然你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只有凭外汇券才能买。”

  刘晴川有几位当海员的朋友,他们曾讲起70年代的“海淘”经历。“船在国外靠岸后,领导总要叮嘱海员,不许在国外的娱乐场所逗留。其实在这些海员看来,这种叮嘱有些多余,当时配发给他们的外汇券多珍贵啊,一到了国外,肯定是为家里置办各种家用电器和日用品。”

  在上海徐汇区生活的黄明辉率先感受到了洋品牌给生活带来的改变。“1979年我20岁出头,亲戚从香港带来一台三洋牌四喇叭收录机(型号是三洋M4500K)和两盘邓丽君的盒带。那时候,有台四喇叭是很扎台型的(上海话,出风头)。一次,我把四喇叭借给一位朋友,上班经过他家时,从楼上窗口传出邓丽君的歌声。下班时我又路过他家,四喇叭还开着,我当时心想,这家伙听了一天,肯定没停过啊。”

  “1979年一台三洋四喇叭要200多元,是普通职工四五个月的工资。我是直到1986年才买了第一台三洋双喇叭。我们一家曾围着它在除夕夜收听春节晚会的相声,还轮流唱歌、表演节目,孩子奶声奶气地唱着邓丽君的《星星索》,那画面实在是难忘。”刘晴川说。

  老上海人刘玉莲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从日本电影《追捕》风靡时起,他们一家就特别向往能在家看电影。“1979年,一位亲戚转让了一张电视机票给我爸,当时我爸妈都是国企职工,一个月有120多元的收入,他们花500多元买了一台9英寸的国产黑白电视机。当时我们住在上海的筒子楼里,这件事特别轰动,左邻右舍、楼上楼下的人都来我家看电视,十几平方米的空间被挤得满满当当。”刘玉莲说。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买得上物美价廉的电视机,一批电视人从上世纪70年代初即开始学习国外技术,改进1958年就启动的电视广播接收机技术。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奠基人之一安永成表示,“从1970年开始,许多企业学习日本企业经验,开始试制9英寸晶体管电视机。到1977年,全国已能大量生产12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需求。”

  也是在1977年,日本的日立公司生产出了集成电路黑白电视机。“那年6月份,国家广播电视工业管理总局去日本考察,带回了一部日立公司的P24型12英寸集成电路黑白电视机、6个集成电路和一些简单的性能参数、内电路图,还有一张P24型电视机的电路图。为了加快我国集成电路电视机的设计和生产进程,原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希望能再组织国内电视机厂设计、生产我国自己的集成电路电视机。”安永成在一篇回忆中国电视机发展历史的文章中写道,“1978年6月由邱绪环总工程师主持完成了部级设计定型……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电视机由国家定价,国家规定一台12英寸集成电路电视机可以比一部12英寸晶体管电视机高40元,因此深受工厂和消费者欢迎。”

  1978年10月28日,邓小平与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进行会谈。那次会谈后,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华,并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

  1979年,进口电视机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此后,中国电视机数量以每年上百万台的数量急剧增长,1979年485万台,到1982年已达2716万台。

  上海市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最早成立于1949年10月,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进口商品在华的发展和变迁。

  第一百货党办负责人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本索尼公司来沪寻求合作的往事。“当时日本索尼公司的产品在国际上蛮有名气,也很受上海消费者欢迎。为了在中国打开销路,索尼公司打算在人潮涌动的南京路上做一个产品实物广告,他们看中了第一百货的大橱窗,同商店商谈承租面向南京路六合路转角处的一个大橱窗,陈列索尼产品。”

  “虽然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启动了,但人的思想并没有立刻解放,商店里有些人反对日商的合作提议。商店领导班子专门为此进行了民主讨论,大家七嘴八舌列出与日方合作的许多理由:一是索尼产品国际知名,在我们商店陈列也是替第一百货做广告;二是租出一个橱窗做外商产品广告,有较高的租金收入,可以创汇,从而进口国外时尚商品;三是出租橱窗,展示外国产品,使人感受到中国确实是开放了,还会引来更多外国人同中国交朋友,做生意。”最终班子成员意见一致,当场拍板把这个橱窗广告接了下来。

  于是,新颖别致的索尼家用电器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影机等,在南京路东转角大橱窗摆设出来。“当时橱窗外围观的消费者特别多,以至于日本人用录像机把现场情景录下来,在东京街头播放。”第一百货党办负责人说。

来源:2019年10月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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