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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中国之智”
  新华网 ( 2020-01-07 06:55:35 ) 来源: 《环球》杂志
 

  全球化和多极化依然在曲折中负重前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破茧而出。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何方,将取决于各国在合作与对抗、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等重大课题上能否做出正确抉择。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一年来,改革开放不断催生发展活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圆满完成。增设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科创板顺利启动推进。减税降费总额超过2万亿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老百姓常用的许多药品降价了,网络提速降费使刷屏更快了,垃圾分类引领着低碳生活新时尚。‘基层减负年’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放眼神州大地,处处都有新变化新气象。”

  “2019年,中国继续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我们主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我同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晤,分享了中国主张,增进了友谊,深化了共识。世界上又有一些国家同我国建交,我国建交国达到180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总结了2019年的中国风采、中国力量。

  “与‘中国之治’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世界之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回顾2019年外交工作并展望来年工作时指出,一年来,不少国家发生政治和社会动荡,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正在全球范围展开,将决定今后人类的前途命运。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2019年世界各领域的“炙烤”,中国理念与中国方案等受到全球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期待。与时俱进的中国方案,以其坚定原则和创新精神,在全球治理领域展现中国智慧,也在考验中不断完善自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全球治理挑战重重

  王毅在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说,2019年对世界而言,是乱象丛生、挑战上升的一年。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争更加尖锐,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逆流涌动,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四处横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博弈明显升温,全球治理步履维艰,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从亚洲到中东,从欧洲到拉美,一系列的热点此起彼伏,一连串的国家动荡频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蔓延,国际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用一句话来描述2019年全球治理整体形势,是旧的未破,新的未立,而更好的替代性因素还没有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任琳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其中,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是表现。原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充分应对时代新挑战,导致“治理失灵”现象频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外交学系主任张骥对《环球》杂志记者分析说,当前全球治理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原有治理体系和制度的有效性下降;二是原有全球治理主要供给国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三是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泛起,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全球治理的各国国内政治基础有所动摇。

  挑战背后,反映出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作为全球化主要受益者和全球治理主要供给者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认为自己在全球化中的相对受益减少,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违反自己制定的规则和承诺,对全球治理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下降,又不愿意看到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乱”字的另一面是“变”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了临界点,处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这是当今世界乱局丛生的主要原因所在。”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包括三个“局”,一是“格局”,“东升西降”,这是全球范围内公认的一点;二是“时局”,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广泛应用,挑战传统意义上的“中心-边缘”体系;三是“棋局”,世界大棋局规则生变,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影响式微,规则竞争、发展模式竞争、制度竞争成大国博弈重点。

中国之治内外联动

  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7次出访,主持4次主场外交。元首外交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捍卫多边主义。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多极化主张引发广泛共鸣。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参与构建新型多边主义,助推亚洲以及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提升。

  内外联动,“中国之治”引发新一轮热议。很多海外智库和专家学者表示,经受了实践检验的中国发展道路,不仅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东方古国开辟出国家治理的新境界,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即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

  王义桅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中国之治”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担当是“中国之治”的最基本保证;“中国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实现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腾飞;“中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中国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承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命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这种革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秘密所在。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吹响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建设的号角。”王义桅说,中国文化是“和合文化”,讲求在不同的概念之中寻找中庸之道,这超越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成为“中国之治”成功的关键,也是其不同于西方治理模式的特色所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商共建共享”……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随着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全球治理贡献的增多,被陆续写进联合国决议文件,成为彰显东方智慧的联合国官方词汇。“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全球治理乱局,中国不仅提出新倡议,而且踏实推进落实。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落地,目前该举措已经比较好地凝聚了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的共识,并且有很多重大项目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早期效果。此外,为了更好地解决全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等问题,中国倡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也积极采取行动使碳排放大幅下降,等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通过不断学习和推进自身变革,对全球治理做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贡献。”张骥说。

  他进一步指出,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中国通过自身经济社会的成功实践,探索出一条发展中国家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道路,中国之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尤其是在减贫、环保与生态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中国之治”正在转化为“中国之智”;中国开始为区域和全球治理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品,既包括能力的供给也包括制度的供给;中国推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通过国内的制度建设确立遵约守信的国内政治基础,这与一些发达国家动辄将国内问题外部化、归咎于全球化,或者动辄以国内政治或者国内法为借口背弃国际承诺和国际义务形成鲜明对比。

完善自我,服务全球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目的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创新完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9月27日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指出,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及时总结国家治理的成功实践和经验,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前进过程中,“中国智慧”也面临挑战,“如何更好地完善自我并服务全球”这一话题常谈常新。张骥认为,目前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点:一是如何将经验的供给转化为制度供给,中国在国际制度构建方面相对而言缺乏经验,面对全球治理领域旧有制度有效性下降甚至失效的问题,新制度的构建尤为重要;二是如何处理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关系,构建一种合作共赢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关系结构。

  胡必亮也表示,展望未来,大国即使“斗争”,也需要保持一些基本的合作关系,这样才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这一点要做好并不容易。此外,中国要努力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同时中国也要更好地了解世界,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真正且持续性发挥引领作用,并取得良好效果。这一点同样知易行难,但只要努力方向清晰了,就有理由保持乐观。

  任琳结合“一带一路”案例分析说,当下有很多学者提出将该倡议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对接,如此可将中国已有的比较成功的发展经验更好地传递到国际社会,供相关国家参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此外,也可通过经济的融通、交流以及项目的落地、管理经验和人文的交流等途径,与项目落地国进行更好的互动。

  “对于有的国家对我们发展理念的不理解等问题,我们第一要澄清事实;第二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思维方式、历史、宗教、文化等可能会影响它对同一事实的理解,要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落地国家听得懂的语言来阐释中国话语、中国智慧;第三要减少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误解,阐明我们是为世界经济增长、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案,而其他国家也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方案、理念等,因地制宜,予以落实、采纳或借鉴。”任琳说。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撰文指出,非西方文化被重新发现、界定和挖掘,一种多元文化格局正在显现,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深层变化。一个积极、正常的文化间关系应该呈现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相辅相成、互学互鉴的多元格局。当下,这种格局已显雏形,一种新型文化间关系正在生成。它虽然不像经济和军事实力格局那样明显,但意义却更为深刻、更为长远。不同文化体的成员需要有意识地去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文化,并且在了解的基础上,反思自己的文化,这样才能真正思考怎样避免矛盾、化解冲突、共同发展。

  “中国应该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主动设置更多议题,分门别类,细化方案,增进协商,努力发挥引领作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创新工程首席专家李海青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王毅所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全球化和多极化依然在曲折中负重前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破茧而出。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何方,将取决于各国在合作与对抗、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等重大课题上能否做出正确抉择。

来源:2020年1月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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