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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处理“无人困境”破解法
  新华网 ( 2020-03-19 07:57:02 ) 来源: 《环球》杂志
 

    在当前一些新型的智能治理领域,智能技术尚不能与“治理中的人”很好地结合,权且可称之为智能治理的“无人困境”。

文/刘永谋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有点调侃性质的大众流行语,用在当下的无人科技应用领域,可谓恰如其分。有业内分析人士直言,在不吝赞美的同时,人工智能(AI)与医疗、公共卫生治理等领域的结合却远未达到我们的期待。

  眼下,“无人”科技在危机处理方面还面临许多制约,牵涉到法律、安全、人才缺乏、多技术结合难点多等问题。一个现实状况是,无人技术在消费领域研究多、应用多,在危机处理等公共问题上研究少、应用少。

  2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发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倡议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组织科研和生产力量,把加快有效支撑疫情防控的相关产品攻关和应用作为优先工作,也进一步说明了“无人”困境的问题所在。

“无人”危机治理潜力待掘

  无人技术本质性的特点在于“智能”,能取代工作中原本必须直接依靠人的脑力来完成的部分,进而完全独立地完成工作。乘客设定好目标,无人驾驶汽车自行收集和判断路途中的相关驾驶信息,自行决定细节驾驶方案,所以它具备一定程度的智能,属于无人技术;而水力磨坊虽然也自动运转,但它没有任何智能,就不属于无人技术。因此,无人技术大类上属于智能技术。

  以新冠肺炎疫情救治应用为例。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极强,疫情暴发期间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感染风险高,必须尽量减少面对面的接触。无人技术可以做到在无人参与的状态下工作,所以从理论上说,它可以将面对面的接触转变成人与机器的接触,在疫情防控与应对工作中大显身手,甚至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疫情暴发时应急处置的根本模式。

  应该说,在过去数十天的战疫工作中,无人技术发挥的作用还是可圈可点的。概括地说,包括无人技术在内的智能技术对战疫工作的助力主要集中在四大层面。

  一是疫情相关数据分析、判断和预测,如用交通数据、移动通信数据分析人员流动状况,用即时病人统计数字来预测疫情动向;二是辅助医学诊疗工作,如帮助CT进行初步医学判断,还有少量的医学机器人手术应用;三是用智能测温与人脸识别技术筛查病人,用智能摄像机辅助病人管理;四是与疾控不直接相关的其他辅助工作,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协助战疫工作中人财物的调拨,机器人收集舆情信息,等等。

  然而,上述应用很多都是非疫情期间的例行工作,针对疫情暴发时期的危机处理,智能技术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出彩”的地方。尤其是在街道和社区的一线工作中,无人技术和智能技术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力量,比如人员管控基本上靠登记填表、高音喇叭等“人海”技术,耗费大量人力,无人技术作用很小。

  有的村子用无人机喊话不戴口罩的外出人员,有的公司用无人机给医护人员送外卖,但都属于无统计学意义的个别案例。

  迄今为止,无人技术在疫情防控和危机处理工作中,与理想状态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毋庸讳言,对将最新科学技术应用于公共活动或事务的技术治理,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和危机治理领域,目前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无人困境”根源何在

  一些专家认为,目前智能技术的推广主要集中于消费领域,忽视在公共治理尤其是危机处理领域的应用,商业上的不重视导致相关科技在疫情中的表现乏善可陈。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还需进一步分析在商业上得不到足够重视的原因。

  比如,是公共治理领域没有相关需求,还是该领域应用的经济效益不高?有数据表明,中国物联网兴起最初的动力就来自政府以及银行、能源、交通等公共事业领域,它们既有旺盛的需求,也有强大的资金支持。类似地,很难说中国公共治理领域对智能技术的需求不足,更不能说相关公用事业部门缺乏足够的财力。那么,是不是相关智能治理领域技术应用难度太大?

  最近,杭州上线“健康码”对全市人口进行分级和监控,浙江长兴县通过智能门锁收集住户居住信息,表明在疫情危机时期,智能技术不仅可以帮助医学诊疗,还可以在防疫隔离和卫生安全工作中有所作为。

  比如在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的无人测温、人脸识别和摄像监控等设备采集的信息,如果能与街道社区共享,将会减少许多重复的上门核查工作。再比如无人机、无人车如果能在采取了“封城”措施的空旷城市中分发口罩、酒精和常见预防药物等防疫物资,运送基本生活物资,接送病人,承担有限公共交通职能,便可减少许多面对面的接触机会。总之,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无人技术是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

  那么,危机中的“无人困境”究竟根源何处?目前看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在当前一些新型的智能治理领域,智能技术尚不能与“治理中的人”很好地结合,权且可称之为智能治理的“无人困境”。

  显然,智能治理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技术与治理融合的活动。提及“治理”二字,就不能不考虑人的因素,特别地,要考虑治理活动中人同时作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特点和规律。在疫情当中,还要考虑疫情危机中人的变化,比如心理上更敏感、紧张和亢奋,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无人技术在疫情处理中的作用。

  危机处理中的无人治理必须要同时考虑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因素。比如说将公共场所的监测信息与社区街道共享,就直接涉及人的隐私权问题。即使是危机时期,个人隐私的扩散也应该是有限度的。再如用无人机分发防疫物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分发给谁、分发多少,对于不同医学分级人群应该是不同的;其次分发到基层的防疫物资如何进行终端分配等问题,都涉及非常细节的程序和规章,涉及被治理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另一方面,在危机处理中,治理者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某些人利用特权谋取私利,某些人胡乱执法,还可能出现懒政和瞒报行为,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智能治理或无人治理更多是治理活动,而非纯粹技术活动。也就是说,无人技术是为公共治理和危机处理服务的。

  在本次战疫行动中,无人技术和产业面临诸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如技术人才尤其是领军性专家的缺乏,不同技术集群之间壁垒严重致使面对实际问题时融合困难,无人产品研发中对真实应用情境理解不够,等等。不过,当前无人技术在危机处理应用中的阻力,仍然更多来自于忽视或缺乏对人的因素的有效和可操作性的研究,及其与技术融合的不畅。

摆脱“无人困境”六大原则

  要摆脱无人治理的“无人困境”,提升未来的智能治理水平,当然离不开无人技术发展的对策,比如针对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查漏补缺,但更重要的是加强智能治理和无人治理中人的因素和技术因素的融合,这需要从医学技术、智能技术、公共卫生技术以及相关伦理、法律、心理、危机管理等诸多层面进行系统性思考,推进制度建设、技术研发和人才储备,加强组织领导、专家咨询和实战演练,不断系统地提升智能治理能力。

  抛开细节建议,应对类似“无人困境”,至少要重视六大原则性问题。

  第一,加强技术专家与治理专家、实际管理者的沟通和合作。技术专家熟悉智能技术的细节和可能空间,治理专家了解公共治理活动中与人的治理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实际管理者深谙国情和治下各方面的情况。要走出“无人困境”,必须要融合这三方面的意见。

  相关领域目前对包括智能治理在内的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还很缺乏,需要大力加强。在技术治理方案后期,还应该听取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各方意见,不断完善和改进,才能保证有效落地。

  第二,约束治理者权力。有些治理部门虽重视运用新技术,但效率并非第一考虑。智能技术在公共治理活动中的运用,导致各种信息成倍增加,如城市管理中的水电气、交通和人流等信息,需要更多人员加以处理,于是治理机构会不断膨胀。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掌管三者的治理机构权力不断增大。

  除此之外,常见的过度治理现象也是由治理者权力失控导致的。比如,战疫期间疾控专家建议不要聚集,但有些基层干部却跑到别人家里去,做出引发争议的“管控”举动,这就是典型的过度治理表现。

  第三,约束技术专家权力。无人技术运用于公共治理领域,相关专家因其专业能力,先天就具有技术权力。但是,专家同时也是危机处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并且由于专业局限而对其他事务同样缺乏足够了解。如果专家权力过大,也可能出现胡乱决策和以权谋私等问题,因此必须对专家权力加以约束。一是要清楚划定专家权力的范围,二是要设置权力越界的纠错制度,三是要加强工程师的伦理教育,四是要注重不同专业专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家与自然科学专家的平衡。

  第四,预测与平衡反治理行为。作用力伴随着反作用力,治理伴随着反治理。无人治理把人理解为“治理中的人”,但人具有更多丰富属性如“情绪化的人”,片面理解必然导致反作用力。反治理行为不可能完全消除,智能治理必须理解、容忍和控制它,实现治理与反治理在一定阈值下的平衡。

  比如隐私权问题,无论怎么划定,智能治理总会招致来自隐私保护的阻力。比如无人技术可以减少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但也会产生技术上的低效、怠工和破坏问题。随处可见的摄像头关键时候作用不大属于低效现象,对无人技术等新科技不熟悉可能引发怠工行为,而可能出现的黑客攻击、物理拦截和智能外呼机器人骚扰电话等,都是技术破坏的表现。

  第五,区别“治理”与“操控”。技术治理运用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就成为技术操控,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无人治理的未来发展,必须要具体考虑各种应用的限度,这不仅涉及治理目标,还涉及所采用的手段,只能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冷静、客观和谨慎的审度。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无论哪一种治理方式,治理对象应是作为群体的人或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而非精确到单个的人的行为,机械决定论的思路或会导致越界,引发治理系统的崩溃。

  第六,区分“信息”与“舆论”。在无人技术和智能技术运用于治理活动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信息流动的问题。在战疫活动中,许多信息是客观和物理的,不带主观歧义,它们与疫情判断、预测和防控直接相关,比如发病人数、药物疗效和医疗物资状况等,这类信息必须以保持通畅为第一原则,尤其是在专家和政务系统中传播不受阻碍,否则就会延误时机,误导判断。当然,信息无阻力传播也要分级,遵守保密法规。

  舆情信息往往是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的,其中也可能掺杂谣言和错误言论,需要适时适度引导和处理。混淆信息治理与舆论治理,会严重阻碍危机处理中信息流动的关键作用的发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哲学院教授)

来源:2020年3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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