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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人类文明的共存史
  新华网 ( 2020-03-20 07:23:23 ) 来源: 《环球》杂志
 

    与致病微生物和瘟疫共生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真实经历。学会与瘟疫共生,在瘟疫后继续前行,是人类从一次次瘟疫灾难中得到的启示。

武斌

  “新冠肺炎有可能转成慢性的,像流感一样长期在人间存在,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近日表示。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新冠病毒会不会像流感一样长期存在,仍需要时间考虑,目前冠状病毒中,SARS病毒零星出现,但没有形成气候。

  不管新冠肺炎未来的发展态势如何,从科学和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没有必要产生过度的忧虑和恐慌,因为与致病微生物和瘟疫共生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真实经历。

瘟疫与人类文明共生

  一般而言,瘟疫是传染病,但并非所有的传染病都被称为瘟疫。被称为瘟疫的传染病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暴发突然;二是传播广泛;三是致死率高;四是恐怖性强。

  在人类历史上,瘟疫是时常出现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几乎每隔三五年就有瘟疫的记载。有小规模的、局部地区的,也有大规模的、蔓延全国的,文献上叫“大疫”。在3000年左右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这样的“大疫”共发生了几十回。

  瘟疫是人类的大灾难,但瘟疫的产生也根植于人类文明之中。它们是“聚集性”疾病,人口越密集传播越快,病毒病菌也得以一代代存活。实际上许多传染性疾病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聚集,作为它们流行泛滥的基本条件。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历史的晚近时代,瘟疫出现得越是频繁,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

  在原始社会,即使曾有瘟疫出现,也已是原始时代的晚期,人类已经从狩猎阶段进入到农业社会,离文明社会的门槛不远了,并且已经具备瘟疫传播所必备的人口密度条件。

  农业社会开始才聚集起稠密的人口,在以后几千年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更大规模更加稠密的人口聚集。农业与狩猎的生活方式比较起来,人口的密集程度在10倍甚至100倍以上。而城市与农业的生活方式相比,人口密度更是上百倍地增加。

  瘟疫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人类跨地区迁徙、灌溉农业的出现、城市的兴起以及商队与商船的活动、战争、朝圣等行为,都伴随着瘟疫从一个疾病圈向另一个疾病圈的传播,而瘟疫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人口发展与新定居地的开拓。而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在某地发生的一场瘟疫可以更迅速地超出国界的范围,成为全人类的灾难。

  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曾把瘟疫的危害带到了全世界。欧洲殖民主义者登上美洲大陆,带去的天花等致命微生物导致印第安人空前的人口灭绝;被称作“史上最致命瘟疫”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缘起于美国士兵。可以说,瘟疫是一种“文明病”,是随着人类社会(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人口的大规模聚集)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

  人类文明从产生开始,就是与动物共生的,特别是驯养动物,其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许多大型的瘟疫,比如鼠疫、禽流感、疯牛病甚至艾滋病,都与动物有关,有的是人畜共患,有的则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大范围开发,使许多野生动物丧失了自己的家园。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大规模捕杀,不仅使许多野生动物面临灭绝危险,同时也拉近了人与它们的距离,这也就加大了这些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感染人类的危险性。

  瘟疫更多是一种自然灾害,而这种自然灾害的产生和蔓延又和其他天灾人祸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战争与灾荒对瘟疫的流行影响十分巨大。因为战争首先是人们(如士兵)很大程度上的聚集,大规模的征战使得士兵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很远的其他地方,这就为传染病的蔓延提供了最方便的条件。

  在军营中,瘟疫的传播是时有发生的。只要某种传染病菌侵入人员密集的部队,往往就会引发大流行,造成兵员大量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瘟疫对军队的战斗力乃至战争的结局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直接扭转战争局势。

瘟疫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

  疾病或瘟疫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暴动还要来得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部分——人类本身。因此,瘟疫参与着人类的历史,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关键时刻,都是由于瘟疫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古希腊时代,正是雅典的大瘟疫决定了伯罗奔尼撒的形势,使雅典败在斯巴达手下,从而造成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明的衰落,进而结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文明阶段。

  古罗马的兴衰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孜孜不倦钻研的话题,人们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军事的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种种猜测和假说。虽然这个大帝国的衰亡绝非朝夕之事,也并非某一种原因造成的,但有一个原因至少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瘟疫的作用。实际上,正是马可·奥勒留时期的大瘟疫,造成了他去世后一个世纪的社会危机和动荡,为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

  同样,在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极力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荣誉与疆土,他也确实为这个梦想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一系列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他的梦想也就仅止于梦想阶段了。其中被诸多史学家公认为最具破坏性的事件,是全面暴发于公元542年的那场大瘟疫——史称“查士丁尼瘟疫”(可能是当地历史上暴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分析说:“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头上;人口数量明显的减少成了他统治时期一个极大的污点,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琼斯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论及查士丁尼时代史的部分也指出:“可能这个时期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灾难是鼠疫。”

  在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中,瘟疫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西班牙殖民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百人,就彻底征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不久,印地安人几乎陷入种族灭绝的境地。在殖民者带到新大陆的病菌面前,土著人简直不堪一击。

  在这个事件之后,新大陆的土著人大批地死亡,又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劳动人口的极度短缺。殖民者便从非洲掠夺黑人奴隶贩卖到美洲大陆,所以就有了17、18世纪的黑奴贸易。这种罪恶的贩卖黑奴制度一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而实际上导致这种制度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美洲大陆瘟疫泛滥造成当地土著人的几近灭绝。

  瘟疫对于人间事务的干预,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也表现出另外的结果。14世纪的黑死病,几乎夺去了欧洲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劳动人口急剧减少,造成经济凋零,城市败落,土地荒芜。在此情况下,社会财富特别是土地获得了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和重组。

  不仅如此,由于劳动人口锐减和经济重建对劳动力大量需求这样的供求关系矛盾,劳动者普遍要求增加工资收入,而封建贵族没有满足这种要求,反而采取了一些限制和镇压劳动者的措施,结果激起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激发了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多次起义。这些起义对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迈进拉开了序幕。

  黑格尔曾说,“恶”也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在这里,瘟疫就是作为一种“恶”的力量在参与历史。

  大规模瘟疫的暴发和流行,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文化和思想。在科学水平和人类知识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瘟疫的认识以及如何控制和防治瘟疫知之不多,突然降临的灾难造成普遍的心理恐慌。于是,各种超自然的、神秘的预言和许诺就会给人们以心理上的慰藉,从而使宗教的力量得到张扬和迅速发展。

  在“查士丁尼瘟疫”之后,基督教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各地的修道院在这个时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基督教神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但同样是一场大瘟疫,14世纪黑死病的肆虐则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的生命的价值,随着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神学的束缚,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和发展,从而揭开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

瘟疫与文明的发展

  在更多情况下,瘟疫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往往与人类的生存环境有关,特别是与人们的居住条件、卫生环境有直接关系,因而在瘟疫流行之后,人们往往在改变自身的环境方面做出许多努力。

  19世纪初的霍乱,直接启动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公共卫生运动,实际上今天我们享用的城市供排水系统,以及城市垃圾的处理、住房的卫生标准设计等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现代城市的规划管理,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瘟疫流行之后,人们的许多卫生习惯也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利于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和科学。

  自古以来,人类就在与瘟疫进行着极为艰苦卓绝的生死较量。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不断地与瘟疫以及各种疾病做斗争的历史。无论是民间的种种神话传说,还是祈福消灾的种种仪式,抑或是各个世代的医生和科学家进行的艰苦探索,都表达了人类克服瘟疫、战胜瘟疫的强烈愿望,表现了人类与命运抗争、与顽敌搏斗的智能和勇气。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人类对于瘟疫这个顽敌的认识,逐渐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直至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消灭它。人类文明的进步,医学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战胜瘟疫的能力越来越强。

  但是,直到近代科学出现以前,人类与瘟疫的斗争一直处在劣势地位。人们曾在黑暗中苦苦摸索,被各种瘟疫纠缠得几乎筋疲力尽。然而,正当此时,生物科学的曙光也开始显现在地平线上,与瘟疫的科学战役真正开启。这一年是1865年。

  在这一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认识到了他称之为“病毒”的微生物是传染病的病因。这使人类真正摆脱了长期对于瘟疫的近乎无知的状况,把人类与瘟疫的斗争真正地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人类在消除疾病、增进健康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从此以后,人类战胜疾病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也越来越强。

  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为人类与病魔做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使人类对抗瘟疫的手段跨入了新纪元。20世纪40年代,人类第一次有了青霉素这种当时被人认为是神奇存在的药物,首批青霉素开始在美国进行生产。青霉素的发现使很多肆虐千年的疾病变得不再那么可怕,肺炎、淋病等很多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治愈。随着人类对各种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一个个医学难关也不断被攻破,人类摆脱各类疾病束缚的速度日益加快。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征服传染病的成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相继被消灭,乙肝疫苗培育成功,不少长期肆虐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遏制。

  瘟疫的流行促进了生物科学、医药科学的发展。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如今的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死亡人数一直在下降。那种瘟疫一下子吞噬数千万人生命的时代,几乎一去不复返了。

文明还将与瘟疫长期共存

  但是,在人与致病微生物的生死搏斗中,后者有时候比前者更聪明。抗生素无论是多么有效地聚焦于引起疾病的细菌,也不能阻止或者消灭所有它们所瞄准的细菌。可以让人类致病的微生物有几百万种,有些种类在不到一小时时间内便可以繁殖。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细菌抗药性的增长使得为既定感染者选择合适的抗生素已经成为“一种胜算极小的赌博”。

  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是无止境的。往往是一种传染病消灭了、控制了,另一种新的传染病又会出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结核、鼠疫、白喉等古老传染病复苏,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裂谷热、疯牛病、军团菌、莱姆病等新发传染性疾病开始流行。

  1992年,全世界出现了一些死灰复燃的传染病的反攻浪潮。1992年10月至12月,在印度的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和孟加拉国南部发生大范围霍乱流行,先后有20万人发病。

  曾经有科学家警告说:除非现行有效的反病毒措施能够成功地维持,并且提早结束有机体抗药性的遗传传播,我们人类才有可能接近曾经梦想的“后病毒时代”。我们现在的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在理解病菌与我们的关系时过于自信,很多时候病菌比人要聪明。也许一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我们所面临的,也许是一场更为持久的挑战。

  人类与瘟疫的生死搏斗还在继续。在这种持久的战斗中,人类的力量在壮大,也可能变得比病菌更聪明。更重要的是,人类永远具有为生存而战的巨大勇气。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来源:2020年3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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