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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福一体”的人类能否“祸福同当”
  新华网 ( 2020-05-14 07:39:39 ) 来源: 《环球》杂志
 

  疫情的全球扩散,既让世人前所未有地认识到当今人类之“祸福一体”的“命运共同体”状态,也让世人前所未有地体会到,这个世界亟需“祸福同当”的“共同体精神”。

文/王小章

  在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下,多国社会舆论不同程度撕裂,国际政治层面亦有类似痛楚。

  俄罗斯自由媒体网5月2日刊文指出,“中国在困境中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全球关系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试图使大洋彼岸的伙伴相信,在出现气候变化和无法预测的新威胁之际,相互协作是唯一的选择。但显而易见的是,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分歧将愈发清晰。尽管中国极力避免,但由于美国的立场和事态的客观发展,这将无可避免。在这场对峙中,中国和越南克服新冠肺炎危机的客观事实必将引发各国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思考。历史没有终结,引人入胜的新阶段刚刚开始。”

  换言之,疫情的全球扩散,既让世人前所未有地认识到当今人类之“祸福一体”的“命运共同体”状态,也让世人前所未有地体会到,这个世界亟需“祸福同当”的“共同体精神”。

一个“非传统共同体”的出现

  表面上看,从“祸福一体”到“祸福同当”,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不然。“同舟”并不一定“共济”,可能会有人将老弱病残推下水而独自轻舟逃生;“同忧”并不一定“互助”,有可能多方各自高筑围墙,将祸患挡在外面,甚至设法将祸水引向他方。问题的关键在于,客观上面临着共同处境的人们,在主观意识、精神情感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结合当前时局,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伴随全球化进程而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传统的小“共同体”是不同的。相关问题的深度探讨,在社会学层面谈及较多。

  在分析“传统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时,著有《共同体与社会》一书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指出,传统共同体的存在基于一种所有成员的共同理解,这种“共同理解”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传统共同体在本质上,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精神共同体”,作为这个精神共同体组成部分的成员,没有选择地覆盖在这种共同理解之下,从而对于他们所面临的共同情境,会不自觉也无须自觉反思地做出共同的反应和行动。

  这种共同体,如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雷德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必然是小的、独特的、自给自足的。小,意味着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熟悉、交流互动全面且频繁;独特,意味着与他者的清晰分离;自给自足,意味着共同体与他者分离隔绝的全面性,且打破这种分离的机会少之又少。缺乏这“三位一体”的特性或者说前提,这种精神共同体是不可能维持的。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不具备这种“三位一体”的前提。从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它实际上是随着这种小的、独特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共同体解体,继而迈向大的、普遍的、相互依赖的现代大社会(全球社会)的“结果”。它不是作为传统意义上那种心灵相契的精神共同体,而是作为客观事实意义上的共同体,作为外部限定意义上的“命运”的共同体而出现和存在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不管你承认与否,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你多么“与众不同”,你的命运都不可能与“他者”分离隔绝,而是“注定”与所有的“他者”客观地牵连在一起,休戚相关,祸福一体。

  换言之,在今天的“命运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客观上的“祸福一体”,与主观精神、情感、认知等层面的差异乃至疑忌是并存的。客观上的“祸福一体”不一定自然自发地导致主观上自觉的“祸福同当”。

  客观事实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既可能走向一种共同的“福祉”、共同的“善好”,也可能走向一种共同的“灾祸”、共同的“悲剧”。究竟是彼此携手走向共同的“善好”,还是相互扭缠着走向共同的“悲剧”呢?取决于无可选择地置身于这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人们能否由“祸福一体”进一步走向自觉的“祸福同当”,能否由客观上的“同命运”(the common fate)迈向主观上的“共命运”(to share the common fate)。

  今天,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庞大的、由异质且彼此陌生的人们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若想要它走向共同的“善好”,或至少不至于滑向共同的“悲剧”,同样需要为它注入一种与客观上的同命运相对应的且自觉地去共同担当的伦理精神。

“同命运”到“共命运”之路

  要形成这样一种自觉的伦理精神,需要一系列社会心理上的前提。

  第一是认识或知识上的前提,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人们是否认识到,今天的世界在总体上已经处于“祸福一体”的“命运共同体”状态。客观的命运一体性并不一定会成为人们主观上的自觉意识,而对于人们的行动意向来说,重要的实际上并不是客观事实是什么,而是他们如何觉知、认识这种客观事实。因此,要由“同命运”进而上升为“共命运”,首先要唤醒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对于人类作为整体,在命运上之休戚相关的一体性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在通常层面上左右着人们在面临某种风险或危机时的基本反应倾向,即首先想到的是合作还是对抗,是积极介入还是冷眼旁观,抑或随时准备独自逃生。

  其二,是对类似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具体事态的认识,它直接影响着具体风险情境中人们的行为选择。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一般常识,也需要科学知识。比如,基于现代人的基本常识,一个文明大国会不会去故意投毒?这决定着人们会不会去相信各种阴谋论。同时,人们对新冠病毒及相关问题也要有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普通人都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但能寄希望于有公信力的专业人士和公共机构。

  第二是情感上的前提。亲人受难,我们会感同身受;朋友有急,我们会挺身相助。深切的情感可以使我们超越“祸福一体”,继而自觉地与我们深爱的人“祸福同当”。而在今天这个庞大的、由异质且彼此陌生的人们所构成“命运共同体”中,在互不了解的陌生人之间,即使是对等的怀疑,同样可以产生一种能够导向默契与合作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同理心:如同我不敢毫无保留地相信我所不了解的你一样,你也不会完全相信你所同样不了解的我,由此,我不会对你做我不愿意你对我做的事情,也不会对你有我不希望你对我有的期待,反之也一样。这种相互性,就是现代社会中的默契与合作。

  基于这种同理心,一个从疫区归来的人会自觉地不去接触他人,而一个本地人也不会蛮横地不让一个准备自觉隔离的人回家。

  第三是观念上的前提。“泰坦尼克号”沉没时,那些将逃生希望让给妇女儿童而从容赴死的人诠释了观念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和期待每一个普通人都做这种选择。不过,要使置身于今天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们能够自觉地去承担这种共同命运,作为现代人的两种基本观念——权利观念和责任观念,是必须具备的。

  权利观念意味着,我们把所有人都看作是与我们自己一样的人类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分子,这实际上也是人们能否普遍地具有“同理心”的关键。有了这种权利观念,我们就既不会对别国的疫情幸灾乐祸,也不会在自我中心的驱使下排斥他者。

  责任观念则意味着,在这个普遍联系、全球一体的世界中,每个人基于对自己行为之影响和后果的意识,而自觉地把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作为自己的义务。这种责任观念,显然又是和上述第一个层面上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这种责任观念,也许也就不会出现类似这次疫情中那种“锅儿满天飞”的现象。

强化“世界公民”责任意识

  新华社评论指出,全球疫情加剧,正激发出人类更加强烈的良知与共识。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团结合作是人类唯一的选择。应对疫情的国际合作正加紧铺开,人类良知汇聚起强大的抗疫合力: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基金会和瑞士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新冠肺炎团结响应基金”;世卫组织启动了总额6.75亿美元的疫情“战略准备和应对方案”;在“应对疫情国际认捐大会”上,国际社会承诺提供74亿欧元资金,用于推动新冠疫苗研发、生产以及公平分配等……这,才是人类应对共同挑战应有的姿态。

  认识的、情感的、观念的三个互有区别又彼此联系的层面,构成了能否形成与客观事实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相应的且自觉地去共同迎接和担当的伦理精神的社会心理前提。实际上,建构于这种社会心理基础上的伦理精神,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理性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

  如果说今天这个“命运共同体”乃是真正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人类社会中的“世界公民”——“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公民”真正有了现实意义。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应该意识到,“共同的命运”只能通过“共同的参与和责任承担”来主动掌握和塑造。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言,“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着每个个体都要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对付和解决的任务……如果说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共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以及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

  (作者系社会学学者、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2020年5月1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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